從2000年前后到前幾年，因為黃樹森、葉春生、黃偉宗等導師擔任省政府參事或文史館館員，同時也因為2021年開始本人擔任了深圳市政協委員，屬文化文史的界別，耳聞目睹與親身經歷相結合，對於政協的文史工作有了更多直觀的了解認識。所以，當這部新鮮出爐的《深圳文史2023》出現在我的眼前時，還是很感驚嘆，粗粗翻閱其中的內容，油然生出一種震撼、驚喜、欽佩之復雜情感——也許，這正是我對這樣一份成果、一種事業期待已久？

　　作為嶺南文化（或者說廣東文化）、民俗民間文化的研究者，起碼從1993年至今的廣東文化、嶺南文化、珠江文化研究的大潮，自己都是見証者和部分的參與者，也撰寫過系列文章，參與編纂了《廣東九章》《深圳九章》《珠江文評》等歷史文化文獻，撰寫過嶺南新文化的調研報告﹔從1998年開始，尤其從2001年進入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開始，也成為深圳文化研究的參與者，2021年還以文化文史界別的身份進入了深圳市政協，博士論文的最初想做的也是“深圳移民的文化適應”，研究過深圳的新都市民俗、新都市民間信仰等等課題，跟深圳從事文史研究的若干學者，包括《深圳文史2023》這部書的部分撰稿者，如廖虹雷、王程太、孫霄、黃文德、胡梅林、蔣榮耀、郭建勛、陳瑛、尹維穎、李躍、謝晨星都熟悉，大都還是朋友。這樣的身份和經驗，讓自己能夠比較近距離觀察地方文史研究的現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

　　眾所周知，地方文史研究一定程度上的“地方化”，就當前的學術生產與評價制度而言, 有其勢所必至不得不然的原因，但絲毫抹殺不了一批批堅韌不拔、前赴后繼、發自本心熱愛文史的從業者和研究者貢獻的意義。現實的狀況就是，深圳文化文史研究以市政協文化文史委（文史館、文史系列叢書）為平台，以學院之外的民間研究者（往往身兼相關文史領域工作）為人才主體，以一人一領域的學術成果為標志（比如廖虹雷的深圳民俗民間文化研究，孫霄的沙頭角歷史文化研究，黃文德的大鵬所城及古墟文化研究等）。

　　從事地方文史研究, 費時費力, 難出成果, 清苦寂寞，偶有成果出來也少受關注，這是常態。也幸虧有了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文史館）的平台和不懈的堅持，當文化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強調、重視之時，這份素心人所從事的艱辛但樂在其中的事業的價值，終於得到了彰顯，這些成果、這些努力、這份情懷被照見。

　　《深圳文史2023》一書“前言”介紹道，“2022年的11月，《深圳市政協關於加強和改進新時代文史資料工作的實施意見》出台，提出進一步推動《深圳文史》等文史資料工作開拓創新、提質增效，推出一批最具歷史價值、最具深圳特色、最為現實需要的優秀文史資料圖書”。一個《意見》，三個“最”，顯然是《深圳文史2023》在時隔10年后盛大歸來、重新出發的新的緣起，也是標志。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深圳文史2023》，在新的時代到來之際，在大灣區和先行示范區給予深圳新的使命的大背景下，在深圳文化也被給予新的定位之時，在文化的現代性、國際化、時尚性、科技性賦能之外，地方文史事業所承載的歷史性、民間性、本土性、根性，也就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體現在這部書中，我們能夠看到“實”“新”“活”的鮮明特點。

　　一是實，即材料的真實准確，寫作態度的恪守真實。真實，是文史收集整理研究的第一要義。專業，是文史研究寫作的基本要求、核心競爭力。基於真實、專業，研究者的收集素材、田野調查、採訪寫作，以及採訪之后運用扎實的文史知識，整合提煉浩瀚的文史資料，甄別文史真偽，都對文史研究寫作者提出極高的要求。我們看到，《深圳文史2023》邀請了一批具備專業素養的專家型記者編輯加盟，如蔣榮耀、李躍、尹維穎、謝晨星等，都是本地媒體資深文化記者，他們也是作家，以其整體性思維，扎實的田野功夫，沉浸式走訪報道，所寫文章鮮活，體驗感足，可讀性強。

　　二是新，即創新性一面。書中的第一部分“歷史變遷”，第二部分“四大古墟”，都是策劃者求新求變思維的體現。這一部分中的章節，重在寫深圳一些物事的“變遷”，既然是“變遷”，就有前塵后事，前因后果，歷史故事，流變過程，今昔對照，就能貼近新時代挖掘新價值，寫出來一種歷史感和一種創新性的發展。無論是南頭古城、大鵬所城、鶴湖新居、大萬世居等歷史古跡，還是深圳博物館、深圳圖書館、深圳火車站等改開建筑，以及河套合作區、鹽田港、光明科學城經濟場域，作者們都能做到將歷史與當下嚴絲合縫對接，寫出來一種現實對歷史的打量和歷史與現實的輝映之感。這樣的文章，就不是暮氣沉沉的出土文物，而是煥發了光彩的對歷史與現實的對接，是一種接近大歷史的寫作。

　　三是活，主要指的是敘事風格上的特點。文史文章，往往容易寫得老套陳舊，而有些老先生也不輕易遷就讀者的口味，堅持自己的文字腔調、審美口味和傳統文史文章的文白交雜的風格。可喜的是，這部《深圳文史2023》堅持了開放多元的新的文史特性，在小眾與大眾、專業與普及、文學性與歷史性、可讀性與嚴肅性之間，做了必要的交融。地方文史，政協文史，重在學術，也重在積澱﹔重在功用，也重在傳播。這樣一來，深圳文史的編纂出版，既是文化建設積累的事業，也是文史宣傳推廣報道的事業﹔其最終目的當然不是藏之名山，不是隻做案頭參考物和工具書，不是隻做彰顯文化自信或優越感的標榜或面子工程，而主要應該是服務於當代文化建設，推動城市文化發展更健全，推動城市市民更有身份意識和文化自信，更明白自己腳下這片土地、周邊原居人群、民俗留存，怎樣成就、塑造了這裡的根性和民性，還將怎樣給予當下的移民文化和現代文化以新的沖擊和回應，繼而在全社會筑起自信的城牆。文史愈扎實鮮活，社會價值愈凸顯。

　　總體而言，以書寫地方文史、文化傳統為題材，“深圳文史”的文章，在語言風格上，盡量做到貼近相對古雅的世界，貼近歷史場景的物理世界、人物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以理解心同情心穿行於文本和現場，務求精煉、優雅，又能考慮到讀者的閱讀期待，體會閱讀者的感受和好奇心，避免對於史料的冷酷堆砌，力圖令讀者感同身受且產生完整的理解。這種視野、眼界、情懷反映在這部書中，廖虹雷、黃文德、孫霄、蔣榮耀等文史學者的文章，以專業見長，文學品質和史學方法相得益彰。其他更多的作者雖非受過文史之學的訓練，卻也沉入歷史，並盡量貼近歷史的余溫，以一種“田野”精神，做出新的學術發現。

　　基本每一篇“深圳文史”文章，對歷史場景的描述，其宏觀視野都建基於微觀審視之上，有些篇目以非虛構筆觸描寫相關歷史人物的言行細節，作為寫史做傳的后人，必要時也會點出前因后果的關聯和時移世易因緣和合的大勢變遷。但所引用的每一個歷史的細節、每一個結論的得出都有根有據，言之有據。既要求真（歷史的真實），也要求美（文學的表現）。

　　行文的最后，既然是地方文史，筆者還是把評價的著眼點和論述的著力點回歸到核心的“文史之學”。章學誠在論及浙東學術時，曾以事功、節義、隱逸、經術史裁四分之，足見在他眼中，地方文史之學並不以“地方”自限，不以某一門類的學問（如文學、史學）自限，甚至無意成為專門之學，因其覆蓋廣泛、寄托遙深之故。

　　當此之際，我們一方面理當感謝政協文史部門的工作，賡續了地方文史的慧命，另一方面也理當呼吁相關部門有識之士努力破除地方文史之學與現代知識分工與學科建制的藩籬。深圳市政協、政協文化文史委、深圳文史界的同仁、《深圳文史》編委會、《深圳文史2023》在深圳一地做出了自己的探尋。

　　（作者系深圳市作協副主席兼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中心博士，研究員，第七屆深圳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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