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史2024》新書發布會現場。深圳市政協供圖

城市是什麼？它是如何產生的？古往今來，這可以說是個謎一樣的存在，而人類用了數千年的實踐，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及其潛在特性獲得一個“局部的認識”。在當下，我們隻能從今天城市的普遍的固有形態並結合相關文獻和考古發現來“揣測”早期城市的形成肌理。而年輕的深圳，無疑為我們提供一個鮮活的當代城市標本。

城市建筑與“地景改造”

對城市的生成及其肌理的觀察，可切入的角度不少，這本《深圳文史2024》切入的主題是“建筑和場館，通過建筑和場館講述城市歷史變遷過程”，這無疑是很高明的選擇。因為假如說人們在“城市是如何出現的”的問題上存在很大爭議，那麼在城市的大型“聚居”形態這點上卻是有著高度共識的。芒福德指出，隨著最后一次冰川期的消退，人類開始馴化一些禾本科植物、瓜豆類種子植物和牛羊驢馬等動物，但這場農業革命導致了后來村庄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現。與之同樣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是城市的形成，也即柴爾德所說的“城市革命”，其標志之一就是中大型居住區、大規模公共建筑等。不過與柴爾德強調經濟交換活動對於城市形成的作用不同，張光直認為，中國城市最初的形成來自政治而非經濟上的需要，其主要表現在於夯土城牆、宮殿類型的大型建筑、祭祀遺址和相關遺存、手工業作坊以及具備定向規劃的聚落布局。

城市以建筑為外殼或外觀，又因這可視的景觀基於大地之上，則是為“地景”。斯科特曾將人類以火燒方式開辟荒地種植農作物的行為稱為“地景改造”，則人們在土地上修建建筑，同樣可稱為“地景改造”，城市就是“地景改造”的產物。在這方面，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后出現的“一夜城”，它的崛起，首先是建筑的崛起（盡管“深圳首先生長觀念，然后再生長高樓大廈”在坊間也流傳甚廣），而《深圳文史2024》正是通過建筑和場館這一“地景改造”來講述城市的歷史變遷的。

深圳是有歷史的。比如南頭古城，在歷史上一直是珠江口東岸重要的政治、軍事之“城”。比如深圳墟，也即深圳作為“市”迄今也有300多年的歷史，如《東門老街》所寫，“深圳墟經營的行業眾多、貨物豐富，是一個交易量大、輻射力強的集市，鎮內有騎樓、廟宇、祠堂、書院、炮樓、古鐘、石板路和百年老樹，聚集著廣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族群”。20世紀80、90年代，東門老街實行大規模重建改造后，道路拓寬，街道規整，樓宇像雨后春筍般生長，市容市貌日新月異，成為萬商雲集的商業旺區。由此可見，深圳的崛起在視覺上首先體現於“地景改造”，而這種改造所帶來的建筑變遷，假如東門老街因其歷史保護的約束而有所收斂，那麼在該書所寫的國貿大廈、上海賓館、電子大廈、地王大廈、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地標，就更可見“一座城市奮斗的歷程，一座城市的艱辛與歡欣、光榮與夢想”。

城村關系與文化地理

城市的出現，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誕生，如科特金所寫：“城市的演進展現了人類從草莽未辟的蒙昧狀態到繁衍擴展到全世界的歷程……城市也代表著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界的恩賜，而是另起爐灶，試圖構建一個新的、可操控的秩序。”作為人類另起爐灶的偉大創造和“地景改造”的產物，城市的形成及其社會秩序的演變，從根本上說源於人口的集中和社會的分工協作。就深圳而言，其中就有城與村的分工協作。

就聚居的功能意義而言，城市的普遍興起主要在於貿易的驅動，這也就是科特金所說的“商業的激勵作用”。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其迅速崛起也正是源於“商業的激勵作用”。其結果是一方面城市經濟、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建成區的急劇擴大，也即“城”越來越大，但另一方面在此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東亞“壓縮現代性”的特性在深圳也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現象之一，是“村中城與城中村”的並存，它們相互包圍（據統計深圳有1800個左右的城中村散落各處），也相互成就。如在王富海看來，在深圳的城市發展各階段，城中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服務支撐，讓深圳能夠容納從低到高的各種產業和不同收入的各類人群：城中村用地佔1/6，住房面積佔1/2，租賃住房佔70%，居住人口佔60%∼70%，其自組織的特性賦予自身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塑造了“活的”空間基礎，解決發展當中變化的需求，從而為不同個體提供多元化的選擇機會，進而形成深圳整體的活力。

一般看來，村是傳統的，城是現代的，但二者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滲透、彼此影響。《深圳文史2024》的“傳統村落”所選的大芬村、南嶺村、蔡屋圍、湖貝村、漁民村、皇崗村、水圍村、下沙村等，說其是“傳統村落”自然沒錯，因為它們自清初“遷海復界”以來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保留了傳統村落的某些特性及文化習俗，比如下沙村的大盤菜等，但站在當下角度，村民的思想觀念、行事方式又與現代市民幾無差異。正如書中所寫，這些“傳統村落”都經歷了一個開發集體土地、脫貧致富的共同過程。從建筑的角度，村民大多舍棄低矮的傳統住宅形式，密集建造並住進新的樓房，融入現代城市生活。如同我們在漁民村中所看到的那樣，就“地景改造”而言，用“滄海桑田”來形容這種變化，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但其內在肌理還有待人們深入研究。如馬立安所指出的，深圳的農村城鎮化是通過改變自然景觀而重構⼈與⼈之間的關系，其農村城鎮化的形態、形式是“移山填海、填河、填塘”，建設陸基制度，著名的1984年漁村圖像展示了改⾰開放政策是如何將這種以水為基礎的農業⽂化地理轉變為以陸地為基礎的城市⽂化地理的。

城市書寫與記憶打撈

與一般的拉開與當下的距離的地方文史集刊有所不同，《深圳文史2024》既有歷史的足夠縱深（如對咸頭嶺遺址7000年歷史的追溯），更有城市當下正在進行的生產和生活進程（如對新鮮出爐的深中通道的詳盡介紹），而后者無疑提示了“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和“創造歷史”的真實含義：在現代性的理論視野中，時間是直線向前的，它不會停留，城市中所發生、所創造的一切都在不斷后退，進入歷史。不過，當一切都進入歷史，這一真實發生的歷史卻可區分為留痕或不留痕這兩大部分，《深圳文史》所追求的，正是為歷史留痕。

《深圳文史》的編撰，是一種城市書寫行為，它指向的是城市的記憶打撈。記得有人說過，人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基於感情的生活，而感情源於何處？源於記憶。因為事實很明顯，一個失憶的老人，對於他人，哪怕是曾經最親近的人，也是沒有感情可言的。人與人的關系如此，人與城市的關系亦然。而人對外在的事物、遠去的歷史的記憶靠什麼維系呢？除了人的記憶神經機能，一靠口口相傳，二靠書寫等記錄行為，它們使我們免於對過去（時間）的遺忘，免於因遺忘而失卻對地方（空間）的溫情。

在這方面，書中所選的任開礙文章《深圳文化中心工程建設親歷記》讓人印象深刻。該文回顧項目立項的水到渠成，實施方案的取舍兩難，工程建設的舉步維艱，抒發十年磨一劍終成正果帶來的自豪與驕傲。而它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倒不是這一過程本身，而在於其細節。比如關於音樂廳要不要設管風琴的問題，文章介紹說，傳統西方音樂廳源於教堂，管風琴是標配，但管風琴的實際演出並不多，自身價格不菲，且空間要求高，會提高建筑本體造價。市領導從節儉的原則出發，起初也傾向於不設管風琴。但后來參加論証會的上海大劇院總經理樂勝利一句話說動了領導，他說：“音樂廳就像西裝，管風琴就像領帶，我們建設這麼一個高雅的音樂廳，穿西裝不打領帶，不像話呀。”后來就確定還是設管風琴。如此兼具知識性和有趣性而不為我們所知的細節，著實讓該書增色不少。

總之，《深圳文史2024》通過一篇篇生動翔實的文章，不僅為深圳這座城市的歷史增添了豐富的注腳，更是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記憶打撈工作。它讓我們意識到，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記憶與故事。這些記憶與故事，既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也構成城市的靈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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