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深圳保存有大量完好的古村落，多集聚于宝安、龙岗两区，其中年代久远者已有四五百年历史，构成传承深圳区域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古村落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相关部门对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落有责任保护和干预，但由于村落产权属于私人所有，古村落的保护、管理上一直存在困局。

    2006年7月初，一篇名为《宝安石岩清末民居群亟需保护》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人用照片记录下了石岩浪心古村内房屋坍塌、垃圾四散的状况，并以凝重的语调称，应当对古村保护予以更多的关注。

    近日，深圳市宝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老黄带着记者来到石岩街道的浪心古村。横亘在眼前的，是一片灰冷凝峻色调的古村建筑群，青瓦屋顶，石砖小巷，屋檐浮雕无不呈现出悠久岁月留下的古韵。

    “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老黄说，发现浪心古村的经过颇为偶然。“2005年初，我们在做整个宝安区文物普查，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在石岩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到了浪心的时候，我们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这里竟然有这么大一片保存基本完好的古代村落建筑群。”

    浪心古村距离宝石公路不到1公里，这些民居大都是青砖瓦房，共12列整齐地排列，每列房屋中间由宽约1米的巷子隔开，住宅的门槛使用的都是牢固的花岗岩，其中前3排的建筑保存得最好，屋顶上一些壁画和浮雕依然清晰可见。而在整个古村外围四周，是一栋栋当地人自建的出租屋，密密麻麻，将浪心古村湮没其中。

    深圳市宝安区文管办的孙明教授向记者介绍，经过普查，这片民居建筑群建于清末民初，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目前深圳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总建筑群共有100多间，里面除了两间祠堂和一间名为“序西书屋”的旧私塾外，其余都是居民住宅。这些古建筑群的屋檐、浮雕、壁画和立柱等都是清代中原的建筑风格，为考察中国民居建筑变迁史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现在，浪心古村里还有很多住户，几乎都为外来打工者租住。“房东基本都搬到外边的楼房去住了，还有不少房东在香港，甚至国外，仍旧留在这里的几乎没有了。”几名租住者告诉记者。这些房子因为较为破旧，租金一般都不高，在100元至300元之间，但由于房屋结构良好，排水系统齐备，还从未发生过水涝。

    房东给祠堂贴上了瓷砖

    尽管当地大多数居民对房屋的保护都颇为用心，一些当地干部对其重要性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古村落却仍然面临着被改变甚至毁坏的隐忧。

    “20多年来，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一直都很快，经济飞速发展。而对于大量古村落来讲，却是一步步消失的过程。”宝安区文管办主任刘耀东告诉记者，起始于2005年的文物普查，催生了他们对分布在该区的38个历史文化古村的保护规划构想。

    2006年6月，《深圳市宝安区38个历史文化古村基本情况及保护规划初步设想》编制完成。根据文管办长达一年半的走访调查，宝安区选定了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文化古村38处，其中文物价值较高、保存现状较为完整的有8处，文物价值较高、保存现状一般的有10处，而文物价值一般、保存现状也一般的有20处。

    浪心古村、黄麻布古村、白石龙村、碧头古村、观澜古墟、贵湖塘围村、燕川古村和凤凰古村是宝安区希望能得到重点保护的8个较为完整的村落。其中，贵湖塘围村、燕川古村和凤凰古村已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对这8个文物价值较高，且保存现状比较完整的古村，我们认为应当实施整体保护或拓展性保护，建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一两个，我们还打算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刘耀东坦言，宝安区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古村非常多，但在这么多年的经济开发中逐步消失，“这38个古村，是目前还具备较高或一定文物价值的村落，我们不能再失去了。”

    但刘耀东担忧的一个问题是，这38个古村目前基本都有人居住，还在发挥其社会实用功效。尽管大多数村落的居民对房屋保护都颇为用心，当地干部对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不时面临着各种建筑被改变甚至毁坏的隐患。“举个例子，我们对浪心古村普查的时候，祠堂的房东正在给祠堂贴瓷砖，加琉璃瓦，房子固然是漂亮、堂皇了，但祠堂的原状却已经被极大改变。我们当时进行了劝阻，却没有用。房子是私人所有，我们也没有权力加以干涉。”而对于因年久失修自然坍塌的建筑，多因房东无法找到，保护修缮未能及时展开。

    在上述《保护规划初步设想》中，专家们对文物价值较高、保存现状较为完整的8处古村的保护建议，多是“由区政府收购或租赁，对古村落进行整体保护”。“但就目前来说，这一设想并不可行。以目前宝安区地价来算，如果对这8处古村全部收购的话，将会是天文数字，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刘耀东坦言。

    即将开始的旅游大开发

    随着滨海地区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进程加快，相应的保护措施也应当跟进，否则到时候形势将更加严峻。

    几乎与宝安区对其历史文化古村进行调查规划的同时，由深圳市规划局滨海分局委托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的《深圳东部滨海地区历史价值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也在紧张进行。今年5月，这份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由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鲁民带领的团队，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深圳东部地区所有121个传统村落和传统公共设施（寺庙、祠堂）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拍摄了2万多张图片，在通过对上述村落以及其内部传统建筑详细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地位、特殊性、村落构成、保存状况、便于利用等角度，进行了综合评定，并选定了25个传统村落和有代表性的10个传统公共设施作为保护与利用对象，并针对这些传统村落和传统公共设施的不同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利用策略。

    与深圳西部的古村相比，深圳东部的传统村落在建筑特色、分布区域、保存完好性等方面，有着更值得关注的价值。

    “作为建筑方面的专业人员，我们的研究更多是从专业角度，发现这些古村建筑的历史特点，让这些滨海地区建筑物的风貌能被外界所知晓。”王鲁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圳滨海地区的古村落历史已有数百年，有记载可认定的建筑可追溯至元、明朝代。但在传统建筑史的传承叙述中，这一部分古村建筑的风貌特点却被人忽视，“深圳古村落以‘硬山搁檩’为主的建筑方式，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特点，其建筑文化概念完全值得关注。现在，对这批古村落的公共叙述，是时候了。”

    而这一项研究的背景在于，规划部门试图通过对东部滨海地区古村落的详密调查，为日后整体旅游开发做准备。因此，王鲁民的团队在做古村落调查的同时，其研究方向也以旅游开发为落脚点。

    参与这项调查研究的乔迅翔博士告诉记者，尽管深圳东部的传统村落规模较小，空间复杂程度低，对于大众型的旅游来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把它们当作周庄那样形成足够辐射力的旅游产品并不现实。但是，传统村落对于深圳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不能够简单地放弃。“古村落旅游价值的发掘重点应该是在与周边的山、海相结合所体现出的旅游价值，使深圳东部原先的以自然资源为主的旅游注入文化内涵、增加游览层次、充实游览路线与游览内容、促进山与海之间的结合、促使游客对这里的景、物、人的认识向更深层次发展，使传统村落旅游成为深圳东部整个旅游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深圳东部滨海地区的旅游开发已有多年，但对古村整体的保护与开发却没有太多的理念。“我们和当地人的接触中，大多都认同保护的概念，但房产都归于私人，很多时候文管部门并不便直接干预管理。”在乔迅翔看来，随着滨海地区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进程加快，相应的保护措施也应当跟进，建筑物私有的产权困局应当得到双赢的处理，否则，到时候的古村落保护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

    产权之困

    政府对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落有责任保护和干预，但这些村落的产权又属于私人，这种矛盾一直是古村落保护的困境。

    在浪心村采访的时候，记者见到了一间坍塌不久的房屋，原因是6月中旬的一次暴雨。“房东都不知道在哪里，也没人住，属于自然坍塌。”一位邻居告诉记者。孙明教授表示：“浪心古村乃至整个宝安区的古村落这种例子不多，但问题一旦出现，作为文物管理单位，我们感到很痛心，却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尴尬与无奈”。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的张一兵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产权问题是古村落保护困扰已久的难题，古村落作为重要文物，其保护是全社会的事情，文管部门在保护、管理方面理所当然要起到统筹主导作用，但同时这些村落的产权又属于私人，所有者有权居住，包括出租、改建或扩建等处理权利。这种矛盾，使得古村落保护面临困局。

    “古村落保护水平的高低，其实和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张一兵博士说，以目前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对所有的古村落建筑加以收购保护，显然并不实际。“当然，对于留存历史来说，保护下来的古建筑越多越好，但也要限定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只有通过其它制度性的安排，才有可能得到较好保护。”

    张一兵长期专注于深圳古村落建筑的调查与保护研究工作，据他多年的调查，过去深圳的古建筑，大约有15-20万间，随着深圳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目前已经拆掉了约一半。张一兵说，“按照深圳目前经济开发和旧城改造的速度，这些古村落建筑的消失速度将变得更快，10年？20年？说不准，但如果不加以重视并重新审视我们的措施，古村落的彻底消失将为时不远了。

    “我在很多场合都举过一个例子。2005年，针对岗厦村的旧城改造问题，有关部门投入了上百万的资金来论证整个岗厦旧村都是危房，论证它没有价值，却没有去论证岗厦村是否有文物价值。实际上，岗厦村有700多年的古老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它是被称为‘宝安式’民居的一种典型形态，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形成明显区别，是真正具有深圳本土特色的民居样式。同样，2005年，背靠南山的南园村进行旧城改造，这种重要类型的围村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在深圳永久地消失了。从此，对于这种围村的描述我们只能到历史文献中去查找。对于深圳历史来说，这种遗憾是无法弥补的。要知道，二三十年前，基本完整的围村还有100座以上。”

    “当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古村落建筑保护和社会发展在当下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协调的关系。在现实发展的诉求下，我们也要客观理智地看待古村保护。”张一兵认为，“关于古建筑，我们不是要全保，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但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讲，古建筑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如果统统不要，统统被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的森林拉直了，拉平了，我们的历史文化类型就没了，传统文化的大部分物质形态就不复存在了。生活在深圳的人，如认可自己是深圳人，就要多关心一下传统文化，多给子孙留下一点文化遗产。一个社群自身传承和延续，才可以构成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我们至少要保存一些历史文化类型的东西，因为那是深圳的文化、深圳的历史，深圳人的根。”

    政策还是市场？

    “解决产权带来的文物保护不利问题，靠政府还是靠市场？目前，两个途径都要有，关键在于我们要有保护古村落的决心，也要有政策方面的突破。”

    事实上，面临产权之困的局面，并非深圳独有。很多遇到此类难题的地方政府，已经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并引入市场手段在多个层面加以突破。

    2006年年5月，黄山市出台《皖南古民居认领保护办法》。首批106个古村落，个人可认领保护古村落并获使用权。该市拟通过这一方法，解决既非国家文保范围、又是百姓私有住宅的古民居保护难题。

    2005年，《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出台，首次提出引入市场运作机制保护古村落的思路。古村落可以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村民以其所有的古建筑租赁或入股，同时吸收社会资金入股，参与古村落的保护、经营和收益。对于社会资金参与古村落保护的，可以参照《苏州市区古建筑抢修贷款贴息和奖励办法》进行奖励。

    2004年，北京市下发《关于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等房屋的试行规定》。按照新政策的规定，买方须按照政府的房屋保护和修缮方案，承担起四合院的保护和修缮责任，同时对四合院的用途，也有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

    “解决产权带来的文物保护不利问题，靠政府还是靠市场？目前，两个途径都要有。市场机制促成文物产权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经济价值。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张一兵如是评价。

    “就深圳来说，目前政府已经注意并认识到对建筑类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产权不清致使文物保护不利的情形，”张一兵说，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对古建筑原封不动，不要随意进行维修改造；对于有价值的古村落也应尽快以照相、摄像、测绘的方式进行记录，并作历史文化背景调查；并加强对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文物保护教育。“关键在于我们要有保护古村落的决心，也要有政策方面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