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何许人也？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我这一辈子，湖南出生成长，然后流放台湾，虽有去国的凄凉，却无失国的悲哀。因为我是中国诗人，我的文化身份、中华诗魂永远不变。”1949年，诗人洛夫离乡去台，年仅19岁，行囊中除必备的一条军毯，还不忘带上艾青、冯至诗集各一册。多年海外生涯，他写诗、论诗、译诗、结诗社、办诗报、出诗刊，得一“诗魔”美誉，是与余光中齐名的“台湾两大诗人”之一。晚年，他又在枫叶之国加拿大，写出了3200多行的长诗《漂木》，华文世界一时轰动。

    日前，洛夫应第八届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之邀，参与首届“诗歌人间”主题诗会，记者在他下榻的宾馆采访了这位89岁高龄的诗坛老人。

    80年代诗歌繁荣是个假象

    《文化广场》：当代诗歌是什么时候离开人间的？

    洛夫：应该说，诗歌和人间有了某种不应有的距离。写诗必须胸怀人间，却必须以诗性的语言来表达，在这个只懂用眼看，不懂用心体会的消费时代，距离感的产生就十分自然。诗歌本来就不可能大众化，也不必大众化。所谓把诗歌带回人间，不是所有诗，只包括真正的好诗。

    《文化广场》：诗歌在人间的黄金年代是什么时候？

    洛夫：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繁荣是个假象。诗人成了明星，大众一窝蜂追捧，却并未真正进入诗歌境界。事实上，即使在当代，潜在读者仍然大量存在。我一向主张，没有必要全民读诗。诗歌是一种价值创造，而不仅仅是写作行为，它创造生命的意义，创造人生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创造，诗歌语言能使民族语言增值。

    当代诗歌还在战国时代

    《文化广场》：一百年来，诗歌身份经历了一个变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几乎就等同于文学，新文化运动后，诗歌不再是唯一艺术样式，从中心一再边缘化。这是否源于整个世界面临现代化冲击，所做出的多元化选择？

    洛夫：在中国内地以外，诗歌的角色都差不多，正因我们身处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经济决定文化，20世纪欧美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经济繁荣到一定程度，音乐、绘画、诗歌等精致文化才会有大提升，我对未来中国诗歌充满期待。

    《文化广场》：您怎样评价中国当代诗歌？

    洛夫：还是个战国时代。20年前就是这样，各据各的山头，各有各的门派，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秦始皇”，当代诗歌尚未形成主流。要改变这种状况，十年八年都未必足够。沈从文曾说：“据我所看，新诗没有一首好诗。”但直到今天，真正的好诗实在也不多。“五四”以降，中国诗人很少注重形式，我立意要到西方现代诗歌中寻找一种新形式。外文底子帮了大忙，因为诗歌尤其是不可译的，一位美国诗人说，“诗就是翻译时被漏掉的东西。”很智慧的一句话。

    最现代的诗人，最中国的诗人

    《文化广场》：一些评论家将您归为回归传统的现代派诗人，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穿梭，您的心路历程如何？

    洛夫：我是一个最现代的诗人，也是一个最中国的诗人。我近20年的诗歌有许多与古典传统有关，只是用古典诗的手法表现东方智慧而已，旧的传统没有必要回归，我们要回归的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本位。一些青年诗人如西川等人对传统不屑一顾，这是很大的损失。我当年也曾反传统，在西方现代主义路上走得很远，后来没那么偏激了，这是自己对自己的修正。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珍贵遗产，我称之为“意象的永恒之美”，它正是今天现代派所倡导的一系列文艺理论，只不过，在中国古代它叫做“无理而妙”。

    《文化广场》：您的一生都在漂泊，写了几十首乡愁诗，这种宿命般的漂泊感是海外中国诗人的共同点吗？

    洛夫：可以这样说。起码是他们诗歌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乡愁延伸到漂泊感。1949年我离乡去台，我称之为生命中第一次流放，这是由于战争不得已。1996年我又移民加拿大，这次是因为台独势力、政治污染，我称之为二度流放。虽然这一生我都在不断离开地理上的中国，心却在不断回溯、追寻精神上的中国文化。地理离开了，精神没有离开，文化没有离开。没有中华文化，就没有诗人洛夫。

    读书月读到诗歌，一切都还不晚

    《文化广场》：读书月读到第8年，终于读到了诗。“诗歌人间”就像一次宣言，它能够给深圳带来什么启示？

    洛夫：这是实情，但一点也不晚。不愿读书，不愿读传统文化，宁愿读些翻译之作或畅销书，这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也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问题。国外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台湾诚品书店比深圳中心书城大三四倍，是纯正的读书场所，周边只有一些咖啡馆，书香与咖啡香相得益彰。深圳书城则是个综合性的书店，除了书，还有很多百货公司元素。读书和生活结合起来，这概念也不错，至少先把年轻人吸引过来。至少今天深圳人已经读到了诗，那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