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征启：今天更要强调读书为什么

      一走进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会客室，墙上那幅鲜艳的国画《报春图》格外醒目。画上，虬劲繁茂的梅花凌寒绽放，开得灿烂异常。作为清华苑建筑设计公司的董事长，已届古稀之年的罗征启先生11月9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罗先生的声音低沉，但精神矍铄，说起西南联大，说起自己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罗老的思路依然清晰。

    罗征启祖籍广东番禺，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了将近40年。1983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罗征启奉调筹建深圳大学。从此，他也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等先生求学、为人之风落户深圳。

    梁思成家每周都有学术沙龙

    1951年，17岁的罗征启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罗老告诉记者，清华大学建筑系是1946年创建的。当时，西南联大从昆明迁回北方，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回到母校创办了建筑系。上学期间，最让罗先生记忆犹新的是梁先生为学生讲授《建筑概论》、《建筑历史》等课程时的盛况。罗老回忆道，当时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每周都要给学生上一两次课，而每次梁先生上课时，都是满满一大教室的学生。每到星期四的下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就会邀请一些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到自己的家里举行类似于学术沙龙的活动，大家往往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谈，或者对某个问题、某种现象进行讨论，气氛很活跃。这时，林徽因先生就会亲自煮咖啡或者买一些小点心来招待大家。

    作为学生，罗征启也去过好几次梁先生的家。在罗征启的印象里，梁先生一开始是住在新林苑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后来搬到了清华大学的第十二公寓。罗先生说，那时梁先生虽然住的条件还不错，但家里除了一些明式家具和一张大书桌之外，到处都摆满了书和资料。

    从梁思成身上学到的更多是一种追求

    罗征启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那时梁思成已经受到批判，但仍是清华建筑系主任。1963年的“四清”运动时，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的罗征启被派去听梁思成的课。这实际是一种“检查”，而罗征启则觉得这是一个听梁先生课的好机会，为此，罗先生“补”了很多梁思成的课。梁思成讲课生动幽默，妙语如珠。“我们搞建筑，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造成无限的幻觉。”“建筑师很幸运，因为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美；建筑师也很痛苦，因为也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丑。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创造点美。”……这些话一直铭记在罗征启心里。

    在梁思成先生门下求学以及多年与之共事，耳濡目染，罗先生觉得从梁先生身上学到的，更多是一种追求。罗征启说，解放前梁先生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解放后他却因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免遭拆除而受到大批判。“他可以写信让日本奈良的古建筑保存下来，却无法保护北京的古建筑，他心里的难过和失落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的时候心里仍是乐观的，处之泰然。这一点我觉得最应该学他。”

    现在依然抽空诵读古文经典

    1983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罗征启，南下到刚刚成立的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后担任校长。罗征启主持规划、建设了深圳大学校园，并缔造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氛围。

    “建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要从建校开始，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这是罗征启刚到深大赴任时的理念。罗征启还开创了由校长带领各系主任到车站迎接新生的先例，这已被传为高校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现在，早已离开大学校园的罗征启，读书依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罗老说，大概从198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易经》，至今已有20多年。因着对《易经》的兴趣，他又着手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现在，他最喜欢看的书依然是《易经》。

    今天读书更要强调读书为“什么”

    说起今天人们的读书情况，罗征启说，只有8年历史的西南联大为什么在时隔六七十年后仍值得人们去怀念和回忆？西南联大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的大师？“当时学生们面临着民族危亡，大家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国为民。”罗征启认为，“今天我们讲读书，不是要强调多读几本书，或者一天要看多少书，而是要强调读书为了什么。”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读书为国为民的理想，就算办学条件再好，也出不了大师。

    马小虎：记得老师说过“一个字一滴血”

    深圳商报记者王光明

    哲学博士马小虎1984至199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硕士期间师从刘泽华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1至1994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师从李锦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哲学史；1994年至今在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11月6日晚，在一个宁静的茶吧里，马小虎同记者谈起了他在南开的老师们及他的读书生活。

    “自由传统，宽容精神”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对西南联大精神的理解及其对南开的影响。

    马小虎：我作为一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子，当然不能亲身经历西南联大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但在南开历史系7年读书期间，对自己影响重大的几个老师确与联大有关，如王玉哲先生、黎国彬先生等曾直接在联大求学，我的硕士导师刘泽华先生则是王玉哲先生的学生，另一位老师、担任过《南开学报》主编的谢刚先生则毕业于北大。这些一代宗师、名师们在学问、修养、思想等方面至今仍影响着自己的读书、工作和生活，这是我终生受益的宝贵财富。

    曾主持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联大精神的写照。恰巧我最近读的《储安平与＜观察＞》和《林徽因》也都说到联大的事。我认为，储安平将联大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正确但不准确，应该概括为“自由传统，宽容精神”，而与宽容自由并行不悖的是艰难环境下的专业的认真严谨。虽然许多在抗战环境中穷困潦倒的联大教授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外兼差，但仍完成了一些新的研究专著，我记得金岳霖先生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重写因躲避空袭而不慎丢失的《知识论》，梁思成先生是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下、在半饥饿状态下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联大教授们秉持的自由宽容的传统、认真严谨的态度、吃苦忍耐的品格、理想主义的精神，我在南开求学经历中可以经常感受到。

    一句话记了一辈子

    记者：南开的老师们是怎样要求学生读书、治学的？

    马小虎：我在南开历史系能够时时感受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朴实无华的学风。在我上的第一堂新生辅导课上，王连升先生就告诫说“刚刚去世的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过‘做史学学问就要一个字一滴血’”，二十年过去了言犹在耳、记忆深刻。精通12门外语的黎国彬先生为历史系研究生讲授“中国古籍专业英语”，无论是课堂解译《礼记》和唐诗，还是批改学生的翻译作业，每次都是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在两年上课期间我只见过黎先生表扬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刘泽华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但他对学生史学基本功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后来心脏和血压很不好的情况仍坚持亲自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曾当面“怒摔”过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想混3年如期毕业根本不可能。历史系当时还健在的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吴廷趚、杨生茂、黎国彬等老先生，魏宏运、来新夏、冯尔康、刘泽华等年龄稍逊的先生，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以长年累月、耳濡目染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年轻学子们的读书、治学、生活、工作的方式。

    宁愿保持读书人的劣根性到永远

    记者：南开读书、治学的学风对您现在的生活、工作有什么影响？

    马小虎：南开读书、治学的学风对我影响很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精读刘先生和谢先生的专著、论文获益匪浅。刘先生对中国史学界乃至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他原创性地提出了“权力支配社会”的“王权主义”理论；谢先生述而不作、论著极少，但他也原创性地提出了“地主阶级在野派与当权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民主派”理论，比现在不少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问题的学者深刻得多。他们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研究上都有极深的造诣，通过精读他们的专著、文章，常常使我能够整合他们理论、从而产生新的边际理解。二十年前的听课笔记，至今仍是我摆在案头时时研读、反复揣摩的必读作品。二是在读书、研究上。南开读书、治学的习惯是思想性、现实性强，读书要带着问题去读。我深深感受到，再多的痛苦烦恼，一旦进入读书写作的静谧温馨的境界便心静如水、思如泉涌，这种“躲进小楼成一统”大概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劣根性”吧。但是，我宁愿保持这种“劣根性”到永远。

    赵剑奇：以做读书人为荣的企业家

    本报记者张贺敏

    赵剑奇最近很忙，原来在深圳某证券公司做副总裁的他，现在正在筹备一家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采访当天，他刚风尘仆仆地从澳门赶回来。采访地点约在尚书吧，这也是他经常跟朋友聚会的地方，他说，凡是读书人都会喜欢这里。坐在尚书吧书柜旁的红沙发上，在绿茶袅袅的香气中，他开始讲述他最尊敬的导师、经济学大师李志伟教授的故事。

    导师曾与杨振宁一起出国留学

    1985年，赵剑奇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时叫经济管理工程系）毕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继续攻读国际企业管理研究生。他们的专业课全是用美国的MBA教材，教授讲课也几乎都用英语。1988年美国州立大学董事会颁发证书，承认对外经贸大学的MBA学位，这在国内还是第一个。就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的导师李志伟教授。

    在赵剑奇的印象中，李志伟老师身材不高，是典型的广东人。在非常“洋气”的对外经贸大学，很多教授平时都是西装革履，而李教授总是穿得很随意，看上去貌不惊人。然而，他讲授的宏观、微观经济学却让赵剑奇深受震撼。跟一般老师的细读法不同，李教授讲课总是整章整章地讲，对各种理论融会贯通，思想性很强。在做论文时，系里本来分配赵剑奇跟随另一位导师，经过他的努力争取，转到了李教授名下。李教授对这位同样来自清华的弟子也是青眼有加，非常喜爱。

    在求学的过程中，赵剑奇经常去李教授家登门求教，对导师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李先生原籍广东中山，生长在澳门，后来考入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大学。1944年第六届中美庚款考试，在清华大学选拔了22名优秀青年出国留学，李志伟就是其中之一。这批学生中出了很多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杨振宁。李志伟原来选定的学习方向是社会学，到达芝加哥大学后转学经济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跟着弗里德曼一直学习了6年，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还教会了弗里德曼的太太烹调广式的龙虾。弗里德曼对他非常欣赏，认为他对经济问题有独到的看法。1951年，李志伟获得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安逸生活，举家回国。虽然日后经历坎坷，但他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后悔，爱国之心令人敬佩。

    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

    在赵剑奇看来，李志伟教授是真正的大师。早在20多年前，他就提出了许多有预见性的观点，堪称真知灼见。1987、1988年，国内曾出现部分商品价格飞涨的情况，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现象。而李教授却认为，奢侈品和休闲品的消费是未来的方向，应该尊重百姓的需要。国家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提高这些商品的物价，既不影响国计民生，还能增加税收。当时他就指出环保问题的重要，要警惕西方国家把一些工业垃圾和污染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他还预言中国将来一定会进入汽车时代，这些观点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与计划经济的体制也格格不入，即使写成论文也无处发表，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赵剑奇认为，大师就是不但能教你“术”、更能教你“道”的人。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代的老先生们都是有家学渊源的，李教授也是博览群书。他的家房子不大，到处都是书，其中很多都是英文书。老先生对学生非常和蔼，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如果学生的思路不对，他从来不直接批评，而是委婉地提醒你往另一条路走走试试。而在治学方面他又是极为严谨，而且追求创新。他经常说，如果一篇论文缺乏创新价值，那就干脆不要写。

    读书人要对书和文化发自内心地喜欢

    李教授很希望赵剑奇这位得意门生留校教书，但他只留校一年就离开了，先后在北京、上海工作，1997年来到深圳创业。没能满足老师的心愿，他心里总有点内疚。这10年里，赵剑奇感觉深圳的读书氛围越来越浓。他说，深圳有很多移民，其中相当多都是文化人，最初的打拼期一过，文化人的习惯自然而然就露出来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人对书和文化的追求会像指数曲线一样继续往上走。

    虽然在商海打拼多年，赵剑奇仍然以读书人自居。在他看来，现代人的读书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很多最新的资料在网上就能阅读，书里的知识往往不是最新的，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典阅读”。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读书是需要定力的。所谓读书人，是要对书和文化发自内心地喜欢，跟学历高低无关，关键是要从书中悟出“道”来，让阅读影响自己的心灵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