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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与言之有故(大家手笔)

2015年04月20日09:4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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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之以恒与言之有故是治学箴言。不持之以恒,很难言之有故;要言之有故,必须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就是学者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变革、环境怎样变化,自己的学术信念总是不变,总能按照自身选定的领域与课题稳步前进。持之以恒体现的是学者的学术定力,即不为功名利禄所驱使、不为时风世风所动摇。研究今文经学的产生、发展、变化,是我的一大学术追求,同时由经入史、由古代而近代,持之以恒,算来已超过半个多世纪。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分。研究历史一定要懂经学,这样才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古代史。经学对近代政治的影响也很明显,比如康有为就是研究今文经学的,他利用今文经学里的理由言论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经学研究定然赶不上时代发展的快节奏,研究经学的纯学术著作也引不起很大社会反响。于是,在浮躁风气的影响下,有的原来研究经学的人耐不住寂寞、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去炮制“趋时之作”,这很可惜。还有一些历史研究者没有耐心去研读经书,而是先在主观上形成一个想法,再从经书中找材料。这看似讨巧,实则有害。出现这些现象,根源在于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持之以恒是个“慢活”,也是个“力气活”,要求我们坐得住“冷板凳”,不屈服于外部环境的诱惑和压力,以学术为生命、为志业,真正做到平淡为学、力行恒久。

  言之有故,就是言必有据、拒绝空谈。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编纂资料、编写讲义,还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都需要确实有据、潜研深究。只有坚持言之有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才可能符合历史实际。比如,关于康有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我的研究结果是不可能撰于1884年,而是撰于1901—1902年康有为避居印度时,定稿则更迟。这一判断就是在坚持言之有故、数证共举下得出的。康有为虽自称:“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但这是不足信的。首先,《大同书》中记载1884年以后的事例很多;其次,“大同”的名称源于“礼运”,但康有为研究《礼运》并为《礼运》作注,是在1896年以后的事;再次,康有为弟子在变法以前都没有看到《大同书》。综合上述之“故”,才能得出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即撰《大同书》的结论。而梁启超所说“到辛丑、壬寅(1901—1902)之间,先生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是可信的。可见,言之有故不是一言便可“有故”,需要仔细推敲,找出其所以然。

  言之有故,还需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否则就容易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例如,人们一般认为章太炎是反对白话文的,这是事实。但如果说章太炎“一贯反对白话文”,这个判断就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结论就不正确。章太炎在《逐满歌》中写道:“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这两句诗通俗直白,怎么说也不能算作“文言”。在日本京都大学,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的《佛学手稿》,其中写道:“近代许多宗教,各有不同,依常论来说,佛法也是一种宗教,但问怎么样唤作宗教,不可不有个界说。假如没有所信仰,就称宗教,那么各种学说,除了怀疑论以外,没有一样不是宗教。就是法律学者信仰国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宗教的名号,何况佛法呢?”上述章太炎的手稿是其亲笔所写,正文内容完全是白话,并加了断句。由此可见,章太炎是反对白话文,但不能说“一贯反对白话文”。在某个时期,他不但没有反对,而且自己也写了“白话”。由此我们就可以再探究,为什么章太炎对于白话文有态度上的这个转变。

  当今社会,发展节奏日益加快。这难免会对学者的心态带来一定影响,但持之以恒与言之有故应成为学者治学不变的信条。学术研究总是在持之以恒、言之有故中不断累积直至有所成就的。(作者汤志钧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李粼玮、陈育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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