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民办机构走前沿(寻找科研新力量)

本报记者 吕绍刚

2017年11月23日08: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搞科研,民办机构走前沿(寻找科研新力量)

  刚刚闭幕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深圳光启集团展出的未来技术、超材料技术领域的多项创新产品及应用十分亮眼。不久前,光启自主研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旅行者”3号在新疆试飞成功,一同“畅游”临近空间的活体动物——乌龟“小云云”,也在今年高交会上首次亮相。这是全球首次浮空器成功携带活体动物进入临近空间停留,标志着我国临近空间飞行技术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下一步,光启将继续探索浮空器载人的“近太空”飞行。

  “旅行者”3号的关键技术研发诞生于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该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是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研发机构。目前,研究院拥有1个国家级、已建和在建10个省属和市属实验室,有效带动了超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民办非企业模式,是新型研发机构种类之一

  全球首款商业化、实用型喷气背包“光启马丁飞行包”,集通信、光学遥感、物联网监测、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于一体的空中驻留平台“云端”号,颠覆式低成本的“绿色”运输平台“太阳方舟”……这些惊艳的“黑科技”都源于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2010年7月,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光启集团总裁刘若鹏等5位毕业于杜克大学、牛津大学的海归博士自筹20万元起步资金,成立了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当初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办一个以源头科技创新、超材料原创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科研机构。”刘若鹏说。

  成立7年,光启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各级实验室10多个,牵头起草了全球首份超材料领域的国家标准《电磁超材料术语》,打破了欧美对前沿科技的技术和标准垄断,并参与了《机载超材料天线罩通用规范》等多个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光启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4400件,授权专利超过2400件,其中,在超材料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占该领域总量的86%。

  前段时间,863新材料技术领域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超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主题项目进行了验收。项目首席专家、光启技术总经理赵治亚表示,“此次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超材料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支撑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

  “我们团队回国,就是要在相关前沿领域代表国家走到世界前列,并持续将这些原创的科技转化为新兴生产力,服务于国防军工和创新产业。”刘若鹏说。

  市场化运作,将前沿技术转化为实在的经济效益

  与传统公办科研院所相比,企业办的科研机构不纳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体系,没有固定人员经费、行政级别、主管部门,而是借助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生存方式的差别,给公办、民办科研机构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指引。

  以高校实验室为例,根据教育部2015年印发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高校实验室原则上面积不低于3000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不低于2000万元。“这也意味着,吃‘财政饭’的科研机构,从场所建设、运营开支到试验器材采购维护,都能获得政府支持。”光启集团电磁设计部部长商院芳表示,民办科研机构则不一样,除了课题经费,其他开支基本都要自筹,“在光启,人员经费主要靠公司提供和产业端支持。”

  商院芳认为,市场化背景下,只有市场回报才能给民办科研机构的创新带来持续投入。研究院的研究项目主要来源于产品研发阶段的技术难题,或是可以预见的、有颠覆性的前沿技术。研究院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方式,则完全取决于项目的转化率。“这样的研究有的放矢、接地气。源头创新跟上了,产品就有了发动机。”

  在光启,一旦确定产品项目,研究院会快速抽调各领域的技术人员,组成攻坚团队。以“旅行者”3号为例,该项目就整合了航空航天、大数据、通信、材料等多个领域的专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做出成功的产品。”光启临近空间创新总监周飞说。

  “传统实验室里,超材料可能只是一个实验报告或者一篇论文,而在光启,则可以变为平板天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价值。”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科学家王今金表示,民办科研机构面向市场,既尊重科研规律,也尊重市场规律,“是有效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两张皮’的方法之一。”

  机制灵活,让资源使用和人才引进培养更高效

  “我的一个朋友是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想留校但没有编制,最终去了企业。”这是读博期间,商院芳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认为,尽管传统高校或科研机构是“铁饭碗”,但有限的编制和经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给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在光启,员工实行全员聘用制,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使用和人才引进、培养的效率。商院芳认为,民办科研机构人才的提拔、运用,不需要受到硬性条件的牵制,“只要你能做出贡献,一定获得相应的回报。”商院芳说。

  2014年,周飞卖掉在上海的房产、汽车,举家搬到深圳,从公办航空航天院所跳槽到光启。“传统研究所为了保障成果的可靠性,在创新方面往往乏力。而民办科研机构的组织方式更加灵活、高效,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科研人员也往往干劲十足。”他认为。

  “项目成功转化,科研人员会获得相应的项目奖金和转化激励,这也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王今金说,大体制适合做大创新、研究国之重器,而民办科研机构更擅长微创新。公办和民办科研机构各有分工,形成多层次的创新体系,能够让科技创新更有活力,“我相信,会有更多革命性的创新从民营实验室里走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如今,光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中90%的成员年龄都在35岁以下,1/3的研究人员具有哈佛、牛津、剑桥等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或著名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年轻成员为团队带来了新的想法和活力。“我在这里尝试了过去几十年都不敢做的实验。”一位新加入光启的科学家说。

  “新型研发机构的种类模式有多种,民办非企业模式是其中一类。”刘若鹏认为,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科技创新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党中央对创新的重视,让新型研发机构尤其是具有企业属性的创新主体,可以更好地发挥对未来的想象力、创造力与执行力。“我们更要找准前沿科技的创新方向,绝不能人云亦云、追赶概念。要找到一条从前沿创新到重大生产力变革的最短、最优路径。”刘若鹏说。

(责编:陈育柱、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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