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酸甜苦辣油盐酱醋,都是艺术家掌勺的佐料

人民网记者 葛亮亮

2018年02月14日16:14  来源:人民网-深圳频道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左)为韩美林(右)颁发文科资深教授证书。

  2018年1月下旬,清华大学举行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证书颁发仪式,韩美林教授是18位获选教师之一。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日前,记者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专访了韩美林教授,请他谈谈自己的艺术成长之路。

韩美林画笔下的狗。

  启蒙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在艺术中长大

记者:韩老师,祝贺您被清华大学评为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对于您来说,这个荣誉是实至名归。其实,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除了您的艺术成就外,还有您的成长之路。比如,您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和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关系?

  韩美林:我是个穷孩子,但从小没感到过“苦”,因为我精神幸福。小时候我没吃过饱饭,没穿过暖衣,早点就是茶馆大筛子里的废茶叶捏的茶叶团子。不过,我童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可以说,启蒙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上的小学,是一个救济会办的正宗“贫民小学”。虽然是贫民小学,但学生真正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全校六个年级,一共六个班,却有三位美术老师、三位音乐老师。学校有两架钢琴,学生们可以随便弹。学校里演戏、唱歌、画画……文艺活动非常丰富。我到现在都记得三个美术老师的名字:李至慈、安登云、龚啟勛。

  后来转学到一个洋小学,这个学校也有三位美术老师、三位音乐老师。而且,我碰到了很好的一位班主任潘希季老师。他古典文学、诗词、音乐都很精通,平时都用毛笔改作业、写条子。我上小学四年级就苦读《古文观止》,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扎实的古文底子,我早已在小学给“奠”好了。

  记者:还真是难以想象。我总以为,“苦孩子”的童年,就一定是苦的。

  韩美林:还真不是这样。我的童年,回想起来真的挺“神”!1955年,我到中央美术学院上大学,上音乐欣赏课时才知道:原来我小学就已经熟背贝多芬、肖邦、莫扎特的曲子了!也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小学的老师和来校访问过的老师、前辈,很多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像黎锦晖、赵元任、李元庆、陈叔亮等,都是中国文艺界的脊梁。我小学演话剧《爱的教育》,辅导老师是秦鸿云,他是中国无声电影的开拓者之一。

  上大学,五年里,我参加了四年大学生合唱团。可以这么说,我一直在艺术中成长。现在想起来,家里虽然穷点,但是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歪打正着,走上了一条“另类”的童年教育的道路。所以我一直认为:启蒙教育非常重要,它构成了孩子的成长。芭蕾舞、音乐、绘画等艺术教育,必须从孩子着手。

韩美林画笔下的马。

  我是老八路培养出来的,永远是老八路的作风

  记者:童年里,有什么事情,对您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韩美林:要说深刻影响,第一个,是童年时期我爱上了马。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后一个月,我妈妈就把我14岁的哥哥送去参军了。我跟着妈妈一起去送哥哥,过了黄河,到了齐河县,打完济南战役的部队就在那里休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马:人们用马车运伤员去治疗;用一匹马拉着一门迫击炮、四个大骡子拉着一门榴弹炮往前线送……

  最震撼的是,我们正赶上解放军处理伤马。有些马瞎了眼睛,有些马断了腿……马不像人,人受伤了可以包扎,拄上拐杖或吊着胳膊继续生活;马受了重伤,基本就废了。马是人类的伙伴,是战士们的战友,中国有多少赞美马的成语啊:马到成功、汗马功劳、一马当先、龙马精神……当时,连长、排长、战士、号兵、饲养员们,抱着没法带走的伤马哭;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也一起哭得死去活来;伤马也掉着眼泪,却挣扎着站不起来……那些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的构思本里,马儿画了上十万、二十万张!最大的马,一个马头1.1米,一个马屁股1.7米。画再多的马,我也绝不会重样。

  记者:还有别的事情,影响了您一生的为人、创作吗?

  韩美林:到济阳县杨家村,送战士上前线,又有一个不可忘记:看了一场歌剧《白毛女》。

  我至今依然记得,表演的是渤海军区文工团。战士们、全村人都在大广场上认真地看。有的战士还气愤得跳上舞台,要杀黄世仁、穆仁智……喜儿披着白发上台,被两个老乡搀着高唱:“想不到我今天哪!太阳底下把冤伸……”全场哭成一团,我这时才悟到,我也是个穷人……

  我们送解放军上战场,老乡拿着鸭蛋、大枣、馍馍……争着往解放军手里塞。这种感情,是非常真挚的。

1949年,13岁的韩美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记者:后来,您也参了军?

  韩美林:第二年,我十三岁,妈妈也送我参军了。就在济南不远的地方,叫四里山。我们的部队负责修烈士纪念塔,我给司令员万春浦当通讯员。十二三岁的孩子参军,在当时不是什么怪事。我负责给司令员牵马、送饭、扫地、站岗。

  我又小又瘦,军服又大又长,牵着马走起路来,我比马累。万老在马上看我一身汗,抓着皮带把我拎到马背上。我坐在他怀里,他两腿一夹,马跑起来,后面跟着一白一红两匹小马,走在街上那神气劲,行人都仰头看我们:瞧这一家子!

  那时候特别自豪。回家就给奶奶、妈妈、弟弟和邻居的大爷大娘、孩子们讲“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有着最原始的想法:“要馒头有馒头,要粽子有粽子”……

  因为修烈士纪念塔,我一参军,就听到了很多烈士的故事,掉了很多眼泪,那时候就深深地知道——共和国来之不易!加上我跟着万司令学做人,实事求是、直立天地。我常说,我是老八路培养出来的,永远是老八路的作风,时刻不忘服务祖国、人民,断了脑袋也要说实话……

1977年启程的韩美林艺术大篷车。

  汲取中华民族艺术的优秀营养,我是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

  记者:就我所知,后来您也受过很多磨难。但在作品中,您从不表现“苦”。

  韩美林:“文革”期间,我一直在最苦的地方劳动,甚至还坐过四年零七个月的牢,脚骨被造反派踩碎,裂成四十多块,手筋被人挑断,至今拿不稳笔和筷子。但我选择的是忘记这些,继续寻找美、实现美,这才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

  我经受了人间难以忍受的煎熬,但是,我不想拿这些煎熬再去煎熬别人,惟一可以拿来当成永恒题材来抒发的就是伟大的“爱”。艺术家不应皱着眉头,不应把自己的“苦”传递给别人,更不应把自己臆想的“苦”传递给别人。艺术家做人的出发点应该是“善”,要善待地球、善待动物、善待资源;要“爱”,大爱、挚爱、博爱——只有这样,才能把“美”传递给观众,这才是艺术家的天职。

  好友冯骥才为我做访谈,听着听着,他掉了眼泪。人们都说“惨淡人生”。淡好过,惨不好过。但我常说,“艺术家,尤其栋梁级的人物,要受栋梁级的苦。”酸甜苦辣、油盐酱醋,都是艺术家掌勺的佐料。对我而言,羞辱是动力——什么是羞辱?一是自己做的脸红事;二是受到的无端中伤、侮辱。有苦、有磨难,怎么办?你得踢着石头打着狗,一路向前走呗!

韩美林艺术大篷车的采风人员。

  记者:除了启蒙教育、苦难“佐料”外,您艺术之路上,还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

  韩美林:不断汲取中华民族艺术的优秀营养,一个艺术家才能成长。我每年都带着学生,开着大篷车下厂、下乡,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2017年,是大篷车下乡四十周年。从胶东半岛到中原地区,到西北边陲,到西南腹地,再到东南沿海……我们还到国外欧洲、非洲、印度、日本、尼泊尔、阿拉伯地区的国家。艺术没有国界,必须汲取世界艺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民族的艺术。每年我们都下去,年度行程一两万公里,挖掘、整理、学习、研究民族民间艺术。

  此外,经常下去,我们也能知道老百姓的酸甜苦辣。一咳嗽就掉土的房子,我们住过;村庄里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我们去看望过。我们下乡去画画,去体验生活,和老乡打成一片,和他们同吃、同住、同聊、同笑、同劳动,和他们一起画、一起剪、一起唱、一起捏、一起笑、一起哭……向他们求教、向他们学习。

  我时常说,“我是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不脱离群众,是受老八路影响。“服务”二字,也是儿童时期教育扎下的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是人民培养的,我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我的作品要捐给国家、献给人民,我要永远同人民在一起,与传统共命运。

  记者:所以,您有着超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热衷于公益事业?

  韩美林:我是共和国培养长大的,我自己的一切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的,我必须把一切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所以,我很少出售作品,只想将作品捐给国家。2005年以来,我为杭州、北京和银川韩美林艺术馆捐赠了6000多件作品。我也很关心贫困地区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从1997年在延安捐助第一所希望小学开始,我们在全国共捐建了十所韩美林希望小学。2013年,我们还成立了韩美林艺术基金会,之后的每年12月,基金会都会资助文化艺术方面需要帮助的团体和个人。

(责编:王星、陈育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