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前后到前几年，因为黄树森、叶春生、黄伟宗等导师担任省政府参事或文史馆馆员，同时也因为2021年开始本人担任了深圳市政协委员，属文化文史的界别，耳闻目睹与亲身经历相结合，对于政协的文史工作有了更多直观的了解认识。所以，当这部新鲜出炉的《深圳文史2023》出现在我的眼前时，还是很感惊叹，粗粗翻阅其中的内容，油然生出一种震撼、惊喜、钦佩之复杂情感——也许，这正是我对这样一份成果、一种事业期待已久？

　　作为岭南文化（或者说广东文化）、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者，起码从1993年至今的广东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研究的大潮，自己都是见证者和部分的参与者，也撰写过系列文章，参与编纂了《广东九章》《深圳九章》《珠江文评》等历史文化文献，撰写过岭南新文化的调研报告；从1998年开始，尤其从2001年进入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也成为深圳文化研究的参与者，2021年还以文化文史界别的身份进入了深圳市政协，博士论文的最初想做的也是“深圳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过深圳的新都市民俗、新都市民间信仰等等课题，跟深圳从事文史研究的若干学者，包括《深圳文史2023》这部书的部分撰稿者，如廖虹雷、王程太、孙霄、黄文德、胡梅林、蒋荣耀、郭建勋、陈瑛、尹维颖、李跃、谢晨星都熟悉，大都还是朋友。这样的身份和经验，让自己能够比较近距离观察地方文史研究的现状、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地方文史研究一定程度上的“地方化”，就当前的学术生产与评价制度而言, 有其势所必至不得不然的原因，但丝毫抹杀不了一批批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发自本心热爱文史的从业者和研究者贡献的意义。现实的状况就是，深圳文化文史研究以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文史馆、文史系列丛书）为平台，以学院之外的民间研究者（往往身兼相关文史领域工作）为人才主体，以一人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为标志（比如廖虹雷的深圳民俗民间文化研究，孙霄的沙头角历史文化研究，黄文德的大鹏所城及古墟文化研究等）。

　　从事地方文史研究, 费时费力, 难出成果, 清苦寂寞，偶有成果出来也少受关注，这是常态。也幸亏有了深圳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文史馆）的平台和不懈的坚持，当文化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强调、重视之时，这份素心人所从事的艰辛但乐在其中的事业的价值，终于得到了彰显，这些成果、这些努力、这份情怀被照见。

　　《深圳文史2023》一书“前言”介绍道，“2022年的11月，《深圳市政协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提出进一步推动《深圳文史》等文史资料工作开拓创新、提质增效，推出一批最具历史价值、最具深圳特色、最为现实需要的优秀文史资料图书”。一个《意见》，三个“最”，显然是《深圳文史2023》在时隔10年后盛大归来、重新出发的新的缘起，也是标志。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深圳文史2023》，在新的时代到来之际，在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给予深圳新的使命的大背景下，在深圳文化也被给予新的定位之时，在文化的现代性、国际化、时尚性、科技性赋能之外，地方文史事业所承载的历史性、民间性、本土性、根性，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体现在这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实”“新”“活”的鲜明特点。

　　一是实，即材料的真实准确，写作态度的恪守真实。真实，是文史收集整理研究的第一要义。专业，是文史研究写作的基本要求、核心竞争力。基于真实、专业，研究者的收集素材、田野调查、采访写作，以及采访之后运用扎实的文史知识，整合提炼浩瀚的文史资料，甄别文史真伪，都对文史研究写作者提出极高的要求。我们看到，《深圳文史2023》邀请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型记者编辑加盟，如蒋荣耀、李跃、尹维颖、谢晨星等，都是本地媒体资深文化记者，他们也是作家，以其整体性思维，扎实的田野功夫，沉浸式走访报道，所写文章鲜活，体验感足，可读性强。

　　二是新，即创新性一面。书中的第一部分“历史变迁”，第二部分“四大古墟”，都是策划者求新求变思维的体现。这一部分中的章节，重在写深圳一些物事的“变迁”，既然是“变迁”，就有前尘后事，前因后果，历史故事，流变过程，今昔对照，就能贴近新时代挖掘新价值，写出来一种历史感和一种创新性的发展。无论是南头古城、大鹏所城、鹤湖新居、大万世居等历史古迹，还是深圳博物馆、深圳图书馆、深圳火车站等改开建筑，以及河套合作区、盐田港、光明科学城经济场域，作者们都能做到将历史与当下严丝合缝对接，写出来一种现实对历史的打量和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之感。这样的文章，就不是暮气沉沉的出土文物，而是焕发了光彩的对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是一种接近大历史的写作。

　　三是活，主要指的是叙事风格上的特点。文史文章，往往容易写得老套陈旧，而有些老先生也不轻易迁就读者的口味，坚持自己的文字腔调、审美口味和传统文史文章的文白交杂的风格。可喜的是，这部《深圳文史2023》坚持了开放多元的新的文史特性，在小众与大众、专业与普及、文学性与历史性、可读性与严肃性之间，做了必要的交融。地方文史，政协文史，重在学术，也重在积淀；重在功用，也重在传播。这样一来，深圳文史的编纂出版，既是文化建设积累的事业，也是文史宣传推广报道的事业；其最终目的当然不是藏之名山，不是只做案头参考物和工具书，不是只做彰显文化自信或优越感的标榜或面子工程，而主要应该是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更健全，推动城市市民更有身份意识和文化自信，更明白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周边原居人群、民俗留存，怎样成就、塑造了这里的根性和民性，还将怎样给予当下的移民文化和现代文化以新的冲击和回应，继而在全社会筑起自信的城墙。文史愈扎实鲜活，社会价值愈凸显。

　　总体而言，以书写地方文史、文化传统为题材，“深圳文史”的文章，在语言风格上，尽量做到贴近相对古雅的世界，贴近历史场景的物理世界、人物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以理解心同情心穿行于文本和现场，务求精炼、优雅，又能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体会阅读者的感受和好奇心，避免对于史料的冷酷堆砌，力图令读者感同身受且产生完整的理解。这种视野、眼界、情怀反映在这部书中，廖虹雷、黄文德、孙霄、蒋荣耀等文史学者的文章，以专业见长，文学品质和史学方法相得益彰。其他更多的作者虽非受过文史之学的训练，却也沉入历史，并尽量贴近历史的余温，以一种“田野”精神，做出新的学术发现。

　　基本每一篇“深圳文史”文章，对历史场景的描述，其宏观视野都建基于微观审视之上，有些篇目以非虚构笔触描写相关历史人物的言行细节，作为写史做传的后人，必要时也会点出前因后果的关联和时移世易因缘和合的大势变迁。但所引用的每一个历史的细节、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有根有据，言之有据。既要求真（历史的真实），也要求美（文学的表现）。

　　行文的最后，既然是地方文史，笔者还是把评价的着眼点和论述的着力点回归到核心的“文史之学”。章学诚在论及浙东学术时，曾以事功、节义、隐逸、经术史裁四分之，足见在他眼中，地方文史之学并不以“地方”自限，不以某一门类的学问（如文学、史学）自限，甚至无意成为专门之学，因其覆盖广泛、寄托遥深之故。

　　当此之际，我们一方面理当感谢政协文史部门的工作，赓续了地方文史的慧命，另一方面也理当呼吁相关部门有识之士努力破除地方文史之学与现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建制的藩篱。深圳市政协、政协文化文史委、深圳文史界的同仁、《深圳文史》编委会、《深圳文史2023》在深圳一地做出了自己的探寻。

　　（作者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兼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中心博士，研究员，第七届深圳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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