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不流失”

　　一

　　我1971年生在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安云乡木龙村。我们村人多田少，每人只有2分田，粮食不够吃，经常挨饿。树皮、草根、地耳，我们小时候都挖着吃过。

　　我家从我曾爷爷开始，都是村里的干部。我爸当过生产队长、村会记、党支部书记。生产队的牛死了，家家户户都分了肉吃，连孤寡老人都没落下，唯独我家没有。我们三兄弟饿得不行，爸爸只好趁天黑，把几根没人要的牛棒骨偷偷捡回家。骨头早被剔得一干二净，一丝肉都没有。丢进铁罐罐里熬汤，也不见多少油腥。我爸这个人耿直，不懂偏私，他对我影响很大。

　　我是家里的老大，初中毕业之后，操持家务事。农闲时候，断断续续跟师傅学过一年木工。199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发小家帮忙修谷仓，同村的魏心兵来了。他长我几岁，已经出去打工了。他问我们，要不要到深圳去做工，老家工资3块钱一天，在深圳有8块钱！我们都被说动了。

　　爸爸说，你也十七八岁了，该出去闯闯。我连夜收拾行李，爸爸到处借钱，东拼西凑了200元，给我做路费。我和发小一共五个人，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那会根本不晓得深圳在哪里，也没有想象过是什么地方。

　　坐铁皮火车，加挂车厢，没座位，没窗户。先到陕西、湖北，再到广州，倒了三次车，坐了7天，好不容易来到深圳。

　　二

　　刚来是在宝安，二线关的铁丝网外面，住在石棉瓦搭的工棚里。两天后，一个老乡介绍我们去碎石场工作。开山炮炸了，山上都是石头，我们要把石头扛下来，打碎，做成建筑材料。早上6点多起床，7点上班，中午歇一个小时，下午干到6点多天黑，每天10个小时。

　　我干了半个月，一分钱没拿到，但是管饭。吃得不好，饭里头有碎石子，硌得牙疼，青菜夹起来抖一抖，掉下来好多虫子，紫菜汤里全是水。那时候不想那么多，吃饱就行。一个发小跟我一起去的，他比我聪明些，知道拿不到钱，就少干，或者不干，照样有饭吃。他们总是笑话我，“太实在。”

　　那会年纪轻，干活虽然累，但体力好啊，睡一觉就恢复了。二线关外跟老家的县城没什么两样，但靠近机场，每天都能看见飞机在很近的地方飞过，觉得很新奇，也很兴奋。

　　1991年上半年，我去修北环大道竹子林段。每天运沙，铺沙和石子，做水泥沙垫层，晒得像黑炭。说好10块钱一天，做了半年没领到钱，被包工头卷跑了。不知道找谁，也不敢去问，问了又被骗怎么办呢。

　　当时没想过走，因为这里挣得比老家多太多。一天10块钱，一个月就是两三百块，加班加点能有三四百。1990年10月到1991年12月，我攒了1000块钱寄回家。后来用这笔钱结婚了，给老婆买了十几二十套衣服，还添了很多小物件。当时在村里很有面子，人人都羡慕。

　　三

　　1994年，去盖地王大厦，进了吊装班。我从小爬树，从这棵树跳到那棵，不怕高。在空中安装钢结构，就是要胆子大，心细。这活不是人人能做的。那时候和工友坐在横梁的两头，吊在空中转圈都不怕。

　　一天干9个小时，拿16块钱。吃建筑公司的饭堂，点最便宜的菜，一顿两三块，一天吃饭用8块，能存下8块。钱不多，但我知道盖的是将来亚洲第一高楼，心里面也有自豪感。

　　项目部就在工地上，我和正式工聊天，有人说，公司给我们的钱不止每天16块，是被克扣了。我们每天要在天上吊着，干最苦、最危险活，不应该只有16块钱。我想找领导，但只认识班长，他是正式工，不为我们说话。吊装班的10个人都是老乡，我跟他们说，这不成，我们不干了，停工！

　　当时停工可不得了，停一天公司就损失一天。项目的总经理马上就见了我们，在工地上集装箱搭的办公室里。班里10个人去了4个，其中还有和我一起闯深圳的发小魏宗山，我是撑头的。

　　我跟总经理说，我们的活又累又危险，每天只有16块钱，这不合理。他说不对，公司发给你们是三四十块一天。他当场打电话查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是包工头克扣了。他说：“小魏啊，你们放心，继续干，这个事情我马上给你们处理好。”之后每个月的工资，从几百块一下涨到了一千八到两千，翻了好几倍。

　　高工资我一个月都没拿到。工资的事情摆平后没几天，我从住的地下室上铺摔下来，手臂脱臼，干不了活了。刚好又是年底，我回了老家。我走的时候，地王才盖到20多层。

　　魏宗山和他弟弟宗全留了下来，一直把地王盖完，工资涨到了每月五六千块。我这个撑头的，啥也没得。他们经常拿这事笑话我。

　　四

　　从农村到城市，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90年代，刚来到深圳，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

　　打零工的钱都是日结，也有月结的。发了工资，最开心的是叫上两三个老乡，买两瓶酒，再要一碟花生米。酒是百乐啤，七毛钱一瓶，关系好的，就喝百事可乐，一块五一瓶。

　　那会只要有新来的老乡，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一瓶可乐。可乐有气，喝下去会冲鼻子，还会打嗝，第一次喝，是很新鲜的事。大家都爱喝，主要还是便宜。

　　我在深圳拍过第一张照片，在三九大酒店门口。当时很多地方没有建起来，酒店晚上有灯光，有喷泉，环境挺好。我们几个老乡一起，花钱请人家拍。小的5块一张，大的10块。拍了就给父母寄去，让他们看看我，告诉他们我过得挺好的。

　　到现在我都没进去过锦绣中华、世界之窗，花这个钱我心痛。只去过莲花山、大梅沙，这些地方是不要钱的。但是老乡谈起来，我都说去过，要面子的。

　　1993年左右，有老板付钱给我，让去证券交易所前面排队，买股票。股票是凭身份证买的，要排队买，人山人海。我不懂咋回事，从早上排到下午，拿回一张纸的凭证，老板就会付排队的工钱，一天10块、15块。我经常想，要是那会我给自己也买上几十股，该多好啊。

　　五

　　1997年，我回到老家，没再出来打工。1998年12月，我27岁，当上了村主任，是整个乡里最年轻的。村里办事没钱，我就用家里的钱贴补。当了6年村主任，不但没攒下钱，还欠了1万多外债。

　　2003年，我爸病了，儿子女儿要上学，样样都要钱。那年7月，我又来到深圳打工，这次一做就是快20年。

　　2007年6月一天，有人来找我，说是达州驻深办事处的。我累了一天，已经睡下了，被叫起来，有点不情愿。一见面，反问他们：你们说是达州驻深办事处的，有工作证吗？当时的驻深办主任廖清江、副主任蒋洪毅愣住了。一个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作证，我才相信。

　　他们是来找党员，准备成立流动党支部的。廖主任后来告诉我，因我问了工作证的事，他们认为我是个讲原则的人，当时就在心里认定要让我当党支部书记了。廖主任现在不在深圳工作了，还常常和别人谈到我，“这是敢查我工作证的人。”

　　让我当书记，起初我是不干的，当了6年村干部已经够了。一次活动，当时罗湖区的领导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当过基层干部，知道当书记是要付出的，要花很多精力。我说，我爸卧病在床，孩子要上学，我从家里出来才几年，想赚点钱。

　　他安慰我说：“放心干，支部书记干好了，大家会记住你的。你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那时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农民工，他能这样和我说话，我心里有点触动，觉得特区的干部没官架子，接地气。

　　2007年6月14日，我给爸爸打电话，问他的意见。他身体不好，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可以当，但是要当就一定要当好！”6月15日，罗湖区清水河街道辖区四川达县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我成了书记。

　　一开始去调解纠纷，跟别人说我是党支部书记，没人认，说你连个凭证都没有，谁听你的。我们在组织部工作汇报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的罗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延勇，当时是科长，管流动党支部事务。他很快就给我们办好了工作证，盖上组织部的章。我出去就能名正言顺地亮出证件，说我是党支部书记，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六

　　党支部刚成立，没威望，做什么都难。一个月后，老家达州市通川区青宁乡发生泥石流滑坡，一个2000多人的村子被冲了。虽然人没事，但是房子垮了，田地和牲畜都没了，人们的生活成了问题。

　　我将灾情汇报清水河街道党工委，他们给我们捐款15000元。我想着以党支部的名义，给受灾群众慰问，每户发一桶油、一袋米、受灾党员800块钱。

　　我在老乡住的小区楼下摆了个摊，登记受灾群众。我坐了三天，从早到晚，有老乡路过，我就逮着问。很多人不搭理我，只登记了60多人。结果发慰问品的时候，来了90多个人，米和油没有了，就折了100块钱给他们。这件事过后，老乡都知道，党支部确实能办事，威信就起来了。

　　早些年，因我们是“外来的”，有时会和本地居民起冲突。2009年，一个老乡去本地店铺买充电器。老板说没货，要等几天，老乡着急用手机谈业务，两边吵起来。结果人家叫来一伙人，把我们老乡狠狠地打了。挨了打的老乡，叫来一群老乡，把小区的巷子都给堵了，闹得很大，公安局也来了。

　　老乡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听我的，我就出面调解，不听我的，我就不去。他们同意了。我到派出所和对方的人谈，待了一通宵。

　　我说，我们不要赔偿款，但你们要负责把被打伤的老乡送到医院去，医好为止；还要公开道歉，你们欺负了我们，要跟达州人道歉。赔偿款花了就没有了，但是道歉就能让所有人知道，是他们做错了。我不仅要给老乡争取权益，还要争点面子，叫人家不敢随便欺负我们。

　　对方没同意道歉，派出所按照规定拘留了他们。每天都有派出所的车开到楼下来，接我们老乡去医院检查、上药，大家都看着。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老乡也认可了党支部，凝聚力也起来了。

　　七

　　我们在清水河的老乡大约有8000人。党支部书记就像老乡的“大家长”，啥都要管。

　　老乡打零工的多，不签劳动合同，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欠薪。不久前，几十个老乡来我办公室，她们都在同一个清洁公司工作，干了一年，没拿到钱，总共被欠了10万多块的工资。

　　我打了清洁公司主管经理的电话，说我是达州市驻深圳办事处农民工维权站站长，我们有几十个老乡在你这里做工，一直没有收到工资，有没有这回事？他说确实有这回事，“不是我们不想给，是我们也没有收到客户的钱。”

　　我说，没有收到钱是你们的事，必须把工人的工资结了，她们要生活。拖欠农民工工资是“高压线”，不是小事。现在她们投诉到我这里来了，你们要尽快处理好，希望在明天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否则我们办事处还会找你们的。

　　当天下午，清洁公司出面解释，给老乡挨个打电话，说公司已经开会讨论了，三天之内会把钱给你们的。几天之后，老乡的工资全都讨下来了。

　　八

　　当支部书记没有工资。前几年，我会记账，一个月有几天是做党支部工作，不能干活的。后来太多了，我就不记了。

　　很多小的活，可能大公司不会接。街道里、社区里，键盘坏了、灯泡坏了，我都去修，随叫随到。有活我会叫上老乡，特别是年纪大的、困难的，外边不愿意雇他们。2017年，我开了自己的公司。去年工程量大概有50万，我能拿到10万左右，日子还过得去。

　　当年一起闯深圳的五个人，都分开了，有去宁波的，有到东莞的，有回老家的。老乡里面有混的好的，开公司，坐宝马，房子都买了几套，有的还挤在很多人的出租房里，有的病了，不想干了，就离开了。

　　现在我儿子和女儿都来深圳，成家了，我也有外孙了。儿子在做照明工程，女儿去厂里上班。他们这代人，和我们的路不一样了。

　　支部的年轻人吴彦成，去华强北修过手机，回老家卖过窗帘，现在又回来开餐馆，靠自己努力攒钱。以前我们做一天工才有一天饭吃，哪里想过这些，想到这么远。我在老乡里发展党员，也想他们能接我的班，继续给老乡办事。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希望流动党支部的党旗能一直飘扬。

　　来源：南方+客户端

　　【采写】夏凡

　　【策划统筹】赖武 高延勇 宫雪 吕冰冰 周宙

　　【出品】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 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