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尽责任比赚钱更有获得感”

　　邱兴堂和老人们聊天。资料图片

　　“同乡村”流动党支部为老人家庆生。资料图片

　　■口述人

　　邱兴堂，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达州通川区流动党支部书记，深圳市第五、第六、第七次党代会代表。

　　我来深圳22年了，有些老乡比我时间更长，我们最好的光阴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洒下了汗水和泪水。外来移民如何才能认同社区？我觉得，还是跟参与感有关。

　　一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机会，命运给每个人机会，能不能抓住，就看你自己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还在老家开药店。逢年过节，街上会有人开着车，那种长安微面，车上满满当当载着一家人，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相当拉风。大家说，这是从深圳回来的，我心里很是羡慕。

　　1998年那一年，我流年不利，几次做生意都亏了，家里又修房子，欠下一大笔债。思来想去，还是到深圳看看，能不能有办法赚钱还债。

　　有个亲戚当时住在罗芳村，来之前联系好，准备去他那儿先落脚。到深圳火车站后，我看见一辆中巴车，上面写着“罗芳”两个字，就坐上去了，被拉到了罗芳路。罗芳路离罗芳村有好长一段距离，亲戚那边没接到我，当时又没有手机，全靠打传呼，好一番折腾，总算碰上面了。亲戚请我在路边排档吃了一顿川菜，点了好几个菜。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接待规格”相当高了。老乡们那里有一套标准，衡量接待者和访客之间的关系。请吃饭，那是对待至亲之人的标准。

　　刚来深圳那会儿，街头巷尾，有许多小杂货店，可以打电话，还可以买饮料、香烟以及日用百货，住着一家老小。这种杂货店的老板一般是潮汕人。一条小街上，有时开了两三家。我问过其中一个老板，你这家店能赚到钱吗？他说，我这店只要能维持住一家人的吃喝，就会开下去，全家人待在深圳，待下去就有机会。“你在深圳都赚不了钱，还能到哪儿去？”

　　这句话，我是听到心里去了。靠这个克服了刚来时的种种困难。

　　我以前的房东老爷子，出了名的孤僻，不太好打交道。他腰里挂着一串钥匙，长年趿双塑料拖鞋，走在街上，面无表情，谁打招呼都爱理不理的。在村里，大家都有点怕他。我碰到他，总是笑脸相迎，不在意他的冷淡。时间长了，他也松动了，开始回应。我这人爱干净，租住在一楼，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打扫卫生，把房前的空地都扫干净了，夏天还会端几盆水，冲一冲，凉快又清爽。老爷子看在眼里。后来，老爷子有事就喜欢找我，修个水龙头、换个灯泡什么的，我随叫随到。一来二去，熟络起来了，他让我帮他管理几栋出租屋。后来，他名下所有的出租屋都让我帮着打理。我就专职干这个，高峰的时候，管了17栋房子。

　　我在深圳买过房，可惜卖早了。当时那套房子要百万，我拿不出来，需要凑钱。不知怎么回事，七拐八拐，消息传到了老爷子那里。有天晚上，老爷子晃悠悠地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只黑胶袋，“你不是要买房吗？这是刚收到的房租，10万元，你先拿去，慢慢还。”

　　人心都是肉长的，真诚待人，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心。

　　二

　　2007年3月的一天，有个老乡，开蓝牌车的，托人带话过来：“老邱你不是党员吗？黄贝岭村口牌坊那儿，有个说是政府的人，正在打听有哪些人是党员。”原来，是当时的达州驻深办的廖清江主任来黄贝岭摸底了。罗湖区委组织部与达州驻深办商议，准备在黄贝岭成立“同乡村”党支部。

　　见过几面之后，大家就熟了。有一次，只有我们俩人，廖主任问我：“老邱，你觉得啥样的人适合当‘同乡村’支部的书记？”我想了想，回答说，合适的人应该有三个条件：第一，有时间，这个工作肯定要占时间，如果天天忙着打工，是没工夫来处理问题的；第二，有热情，愿意为老乡的事情出面；第三，还要有点实力，救人救急，有时候就得真正拿得出钱来才能解决问题。廖主任很认同。

　　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帮房东打理出租屋，24小时人就待在社区里。组织上觉得，我正合适。罗湖区第一个“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就在黄贝岭成立了。成立大会前，黄贝街道的党工委委员黄闯叮嘱我，发言的声音要大点儿。我从时任区委组织部部长吴裕中手中接过旗帜，用力地挥舞了好几下，后来才知道，这是全深圳的第一面流动党支部旗帜。

　　旗子是挥过了，如何开展工作，甚至这个“同乡村”支部到底能做什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有了信心。听说区领导要去东晓街道的社区调研，我提了一句，可不可以参加？了解别的社区的情况，肯定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帮助。没想到，调研那天，真有车来接我，上车一看，车上坐着区领导。随口说的一句话就被人记住了，这让我对组织的支持有了实在感，不再觉得是孤立无援的。

　　2007年7月7日凌晨，达县青宁乡岩门村发生特大山体地质滑坡，滑坡造成100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垮塌。消息传到深圳，达州老乡们心急如焚。大家不了解准确信息，人心惶惶。有人提议上街，从黄贝岭牌坊出发，沿着深南大道，一直去到上步路的四川省驻深办事处，堵路要说法。

　　这时候最需要准确信息。当上书记之后，我自费买了电脑，学会用“一指禅”式的拼音输入法打字，上网搜信息。网上搜到媒体的报道，加上家乡组织部门给的直接信息，我们很快搞清楚了真实情况——房子是被埋了一些，但人员伤亡不大。我们很快把正确的消息传播出去，稳住了老乡的情绪。另一方面，组织老乡登记受灾情况，发放慰问金，反馈政府的救援措施。支部的威信树立起来了。

　　刚开展工作时，大家都在观望，看看我们有没有路子，能不能替老乡说话。我就想，政府把我选出来，就是为了发挥沟通的桥梁作用。好比两个人吵架，我就是那个劝架的，不能拉偏架。有什么道理能比法律更让人信服呢？以理服人，大家口服心服。一切纠纷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老乡也应该在懂法的基础上保护自己的权益。达州驻深办给我们配了个律师，问题是，律师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冲突一发生，就要马上做判断调解，律师往往来不了那么快。我就开始自学法律，民法、深圳经济特区用工条例、出租屋管理条例等全学了个遍，一些基础的法律术语也很熟了。

　　三

　　黄贝岭的“早高峰”特别早。6时左右，可以看到许多女老乡走进地铁站。她们手里提着一个塑料桶，里面是清洁剂、手套、拖把、抹布一类的保洁用品，腰间绑一个保温桶，装着自带的午餐。她们就这样去到深圳的各个地方，承担保洁工作。晚上7时左右，她们又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到黄贝岭。不夸张地说，达州的保洁阿姨占了深圳保洁行业的近一半。

　　这些年，分工越来越细，做保洁也要分工，打磨大理石的、给木地板打蜡的、给磁砖美缝的、擦玻璃的……工种很细，技术含量不一样，工钱也不一样。

　　有这么一个说法：拿扫帚不如拿炒勺，拿炒勺不如拿奶瓶。做保洁阿姨月收入两三千元，不如做家政当保姆的六七千元，做家政又不如当月嫂，月嫂的收入轻松过万元。要想提高收入怎么办？我们就组织职业培训，月嫂、护理员培训，让大家接受规范教育，持证上岗。

　　聚集在黄贝岭的达州老乡，男的主要从事建筑行业。一个建筑工地的零散工，一天的工资是380元，有技术的老师傅日薪五六百元，月收入过万元是比较普遍的。现在的建筑工地管理越来越规范，对资质的审查也很严格。年纪比较大的一批老乡，出来打工时，哪有什么证照呢？这个难题难住了大家。支部就联系了达州市通川区，区人力资源局派出职校的老师来深圳办班，免费培训，考试合格后，给大家办了电工证、焊工证……前后有900多个老乡参加培训，拿到了资质证书，收入也就涨了一大截。这个工作我们还要抓紧推进，老乡50多岁还能办证，过了60岁就不行了。

　　平心而论，现在的就业环境，比那些年好得多了，欠薪扯皮的事，比以前少得多。尤其是有了手机，信息传递起来特别快。我们的老乡都在群里，有啥消息立马就能传开，对于做零工、散工的人来说，“集结”起来很容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有深圳“雷神山医院”之称的深圳第三人民医院要扩建1000张床位，需要紧急招募1500名工人。一个晚上，我们达州老乡就报了900多个名，完成审核后，全部投入医院的二期扩建工程。既参与了深圳抗疫的紧急任务，也让疫情影响下的老乡增加了收入。

　　四

　　1995年之前，在深圳打工的老乡是不会租房住的，就住在工棚里。那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存下来，寄回家。打工的人，只要吃饱、躺得下来睡觉就行。后来工地不提供住处了，大家凑钱合租，一套房子住十几二十个人，摆满高低床。只有一个卫生间，洗澡要排队，冬天还好，夏天又热又闷，条件太艰苦了。

　　这两年，最好租的房子是啥户型？对，两室一厅的。不过，现在两室一厅一般是一家人租，早些年，大部分是三家人租。两对夫妻，各租一间，剩下的厅，一般是租给单身汉。房租分摊下来，大家都能承受。现在呢，两公婆住一间房，长大了的子女住一间，年轻人讲究得很，不愿意住厅，家里的老人住在厅里面。

　　我做支部书记也做了十多年嘛，感受很深的是，以前是个人的一些具体诉求——比如我拿不到工资啊？房租怎么涨了50元钱呢？现在感觉老乡的个人能力提升之后，能负担更多的生活成本了，需求也提升了。

　　很多留守老人来到了深圳，如何安顿好他们，是个新问题。我们社区现在大概有7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早上儿子、儿媳妇出门打工去了，晚上才回来，中间这段时间，老人该怎么办？我去看过，他们中午饭是在巷子里面吃两三元的炒粉，有的就是吃电饭煲里面的剩饭。老人家基本不会用微信，也不会用电、用燃气。在社区，没地方去，也不认识路，怕走远了找不回来，许多老人只能坐在人行道的绿植基座上，有时候一些店主还会驱赶他们，很无奈。

　　去年中秋，支部登记老人的信息，发现当天正好是一位老人家80岁的生日。一打听，那天老人的儿子给她煮了半斤虾，算是庆生。她儿子就是这样，节约惯了，老人有点闷闷不乐。我们当即决定，以“同乡村”支部的名义给老人庆生，买来蛋糕，请来社区里的老人们，热热闹闹给她过了一个生日，拍了视频和照片。这下，老人心里舒坦了，在社区一见我就笑容满面的。

　　这些老人，把自己的孙子也就是留守儿童带大了，他就变成了留守老人。我们老家是山区，医疗条件不发达，这些老人已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儿子、媳妇很担心无人照应的老人出意外，实在没办法才把老人带到深圳。

　　来了，没地方活动、没地方吃饭，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老人家也很苦。社区有长者食堂，主要服务户籍老人，能不能把这些老人也服务起来？让老人们吃上一顿好饭，解决大问题，我们正在努力。

　　我来深圳22年了，有些老乡比我时间更长，我们最好的光阴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洒下了汗水和泪水。外来移民如何才能认同社区？为啥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会有感情？我觉得，还是跟参与感有关。社区的活动，包括民微项目，在配置资源时，能不能把外来移民也考虑进去？组织上让我们非户籍的党员也进入社区党委，这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五

　　作为一个大巴山来的农民工，我当上了深圳市党代表，而且一当就是连任三届，觉得很光荣也很神圣。我在党代表会上提岀的建议，被采纳了，内心特别有成就感。

　　参加市党代表联络室的接访工作时，心里起初有些忐忑——我又不是领导干部，说的话能不能起作用，没有信心。几次接访后，让我意识到基层党代表的重要性：群众来反映的大多是在基层常遇到的小事，没有人去跟踪，时间久了便成了问题。通过党代表联络室，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成就感特别强。记得有个老乡发生纠纷，派出所打电话通知我说：“你是党代表，又是支部书记，他们都听你的。”叫我去了现场调解，我感觉到党代表的分量很重。

　　农民工最怕意外伤害。我们做过统计，社区里的老乡，做建筑这一行，摔胳膊断腿太常见了。今年我们用党费加上爱心企业的捐助，给农民工服务站的会员购买了意外险，180元/人，20万元的保障，住院可以报2万元，全覆盖。这样就降低了老乡们的风险，我们自己想了一个口号，“一份保证就是一份放心”，他们很认可这件事情。

　　老乡们慢慢认可了这个党组织，凝聚得就比较紧一点。比较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多了，想参加党组织活动的人多了。以前都是几位老同志，这两年，我们的新面孔多了，活力增加了。

　　这些年来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很珍贵。如果没当这个“同乡村”书记，我可能会挣到一些钱。我参加过一个同乡联谊会，会上有个经营企业很成功的老乡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什么是老板，有钱就是老板；什么是企业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是企业家。”我觉得，人这一生，除了赚钱之外，还有一种责任，尽到责任的获得感比挣到钱更强。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吕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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