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同乡村治理具有世界价值

　　深圳罗湖同乡村黄贝岭村进行改造后焕然一新。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摄

　　“当前农民工流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罗湖同乡村的融合式治理，具有中国意义和世界价值”……近日，结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题和深圳罗湖同乡村治理案例，本报专访了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

　　“农民工流动有三个阶段，目前已出现停顿”

　　南方日报：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规模有多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呈现怎样的趋势？近年来有何新变化？

　　徐勇：今年3月，由我主导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及趋势”课题报告正式发布。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18年的时候，城市常住人口中至少包含22613万名农民工。这个数据，我们是有依据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有三波比较明显。第一波是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在南方兴起，大批农民工往南方走，形成第一波民工潮，大家都到南方去寻找赚钱打工的机会。这一波农民工流动，带有一定的主动性。第二波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这一波农民工流动，表现为农村的负担太重，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农民被迫去城市寻找打工的机会。第三波是在2008年以后，农民工流动开始常规化了。因为那个时候，农村的税费改革推进，农村的压力相比以前要小了。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也使得城乡矛盾有所缓和。第三波和前两波农民工流动相比，表现形式和性质有所不同了，变得常规化了。

　　近年出现农民工返乡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些农民工年纪比较大了，他们在城里面找工作，已经不具有竞争优势，被城市“反推”出来了。相当一批农民工，因为年龄比较大了，不得不返乡。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农村的条件也改善了，很多农民觉得农村毕竟是他的根，在农村种点田，还是可以过生活，所以形成了一批农民工返乡局面。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农民工有哪些不同？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

　　徐勇：第一代农民工可以说是最勤奋的。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赚钱养家”。他们有很强的动力去城市，因为他们有比较效应，相比在农村务农要强。后面的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要求要高一些，对个人的权益意识要强一些，这是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

　　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我观察到的是，现在的农民工流动已经出现一个停顿，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该出去的想出去的农民工都出去了，不想出去的或者不愿出去的，他们就留在农村，形成了一个均衡点。过去我们讲农民工流动有个“推拉理论”，一个是农村因为人多地少往外推，另一个是城里生活好往内拉。现在这种“推拉理论”，从我观察看，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70%，那时城镇常住人口将比2018年新增14536万人，由此可推测届时还有农民工8077万人；到2050年，城镇化率将达80%，那时城镇常住人口将比2018年新增28486万人，由此可预测届时农民工数量为负5873万人。

　　“罗湖的同乡村治理为‘融合式治理’”

　　南方日报：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也是农民工最早集聚深圳的地方。在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您如何看罗湖同乡村治理？罗湖做对了什么？它能为全国提供哪些参考？

　　徐勇：罗湖同乡村治理，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还具有世界价值。

　　为什么讲具有中国意义？因为罗湖一直致力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进城，融入到城市。怎么让农民工的身份实现转换，与原来的城里人融为一体，这就要有办法，要治理。罗湖的同乡村治理，我称之为“融合式治理”，来了，就是罗湖人。农民工和当地人在罗湖融为一体。

　　通过治理的方式来融合，这个融合的途径，就是参与，让农民工参与融入到罗湖社会当中，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党建的方式，让他们的意愿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来。在参与过程当中，他们慢慢形成了此地与自己有关的观念。加上其他的配套，他们将会与罗湖融为一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者，比全国其他地区先行一步，意义重大。

　　第二个，罗湖的治理具有世界价值。流动人口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后，如何与当地融为一体，这是个世界难题。人口喜欢往高处走，形成了一个落差，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落差。如何克服这样的落差？有些国家采取不同人口不同区域居住，这种方式，带有一定的空间隔离的特点，并没有融为一体的观念。

　　所以说，罗湖同乡村的治理机制，具有世界价值，它破解的是流动人口怎么和流入地融为一体的世界性难题。

　　“来了以后都是罗湖的建设者”

　　南方日报：罗湖先后推荐了8名同乡村书记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社区党委委员，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徐勇：罗湖通过党建的方式，主动把这一批农民工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体制里面来。吸纳他们成为我们体制里面的建设力量。罗湖没有把农民工当外人，来了以后都是罗湖的建设者。

　　南方日报：有观点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归属感。您怎么看农民工的归属感？在这个问题上，基层的区级政府有多大的空间可以作为？

　　徐勇：归属感有两个前提，即获得感和认同感。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获得报酬，比在农村务农好，他有一个获得感。慢慢地，他觉得这个城市对他还不错，进而对这座城市产生认同感，他认同这个城市。然后再到归属感，它有一个过程，一个渐渐递进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来淡化背后的身份差异，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差异，这是一个过程。

　　采写：张东方 统筹：吕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