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守儿童到支部里的年轻人

　　一、童年

　　1993年出生的杨艳君，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一个小12岁的弟弟。  

　　老家的孩子读书早，大部分的孩子父母要么不在身边、要么看护的人手不够，送进学校相当于就有了一个安全的托管之处。她五岁就开始上小学。2008年去县城达州铁路中学念高中，高考考上南华大学，三年制的大专，学习医学影像技术。毕业之后来到深圳工作，现在在一家体检中心上班，是一名影像科技师。

2021年3月30日，黄贝岭村，杨艳君正向达州籍在深务工的老乡介绍新冠疫苗。

　　在老家有一个大家默认的原则，孩子还小的话，大人不会全都出去打工，至少留一个在家带孩子。小学是妈妈在家陪着，六年级时妈妈也去深圳务工了，艳君和姐姐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艳君的记忆里，高中之前基本没有什么学业压力，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干农活，割草喂猪、摘玉米、割稻子，“干农活比学习累多了”。  

　　1989年出生的罗航也是5岁上的小学，老家没有幼儿园，村里有个集中上学点，类似于村小，一个班30多个人，一个年级一个班，全校一共6个班。  

　　学校是瓦片和木头搭建起来的，下雨天人坐在教室里还要撑伞。中午放学回家自己做饭吃，晚上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也是干农活，放牛、割草、插秧、去山里捡柴，干完才去写作业。 

　　四川达州市通川区安云乡凤翔村罗家河，罗航曾在这间木头和砖瓦结构的房子里度过了学生时代，如今房屋已无人居住。

　　上小学时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罗航和小4岁的弟弟跟着大伯生活，上初中后爸爸回来陪读，妈妈依然在外打工。  

　　初中是封闭式教学，半学年的学费要420元，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罗航每周的生活费只有2元钱。“我们从家里带米去学校，把米放到饭盒里，送到学校统一蒸饭的地方，三餐就是米饭就着家里带的腌菜。”  

　　回忆起那段日子，罗航觉得快乐多过苦痛，经济窘迫的日子虽苦，但玩得很开心，长大后回去和老同学叙旧，小时候的趣事还历历在目。 

　　2021年5月29日，罗航和党支部成员在黄贝岭社区核酸检测点，维护现场秩序，帮检测人员填写登记信息。

　　罗航高中考上了达州市达县第三中学（现改名为达川中学）。高考考上西安一所大专，学的建筑工程，毕业后来深圳工作，一直从事建筑工程管理。  

　　1994年出生的邱蜀钧觉得自己比较幸运，4岁之前她都和爸爸妈妈生活在老家，5岁在镇上的小学读一年级。后来，爸爸妈妈相继外出打工，她就跟着当老师的姨妈到县城上学，高中毕业考上成都的一所本科学校。现在是黄贝岭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三岁的邱蜀钧（红色衣服），和家人一同参观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梓桐镇的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

　　李川东6岁就来到深圳，并在这里呆了6年。  

　　2000年亲戚带着他坐火车到广州，再转车来深圳。到深圳的那天晚上，男孩趴在窗户边看高架桥，五颜六色的灯光把整个城市装点得五彩斑斓，眼前的一切让他对接下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2000年至2006年他就读于育苗小学，暑假学校会组织夏令营，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去大梅沙探险，周末和小伙伴组织爬梧桐山、游泳，生活很丰富。

　　2006年，李川东从深圳罗湖育苗小学毕业，随后返回老家四川达州读书，当年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如今与同学们都失去了联系。

　　“小学校服是蓝色的，看见深圳初中生穿的蓝白色校服觉得很好看，还幻想过自己穿上校服的样子。”但川东始终没等来这一天。  

　　小学毕业那年，由于经济压力，父母决定送他回老家的乡镇中学读书。  

　　因为住校，川东每周回一次家，路上要翻过两座大山，单程要一个半小时。开学报到那天下大雨，农村土路一下雨全是稀泥不好走，川东还要背着书桌，快到学校时摔了一跤，溅了一身泥。  

　　第一天上学还闹了个笑话，在深圳上学期间川东都说普通话，以为老家也一样。结果老师让自我介绍，他刚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才知道大家上学都讲家乡话。  

　　在深圳学过英语，老家初一才有英语课，川东比他们多些基础，显得突出一点。  

　　初中、高中川东都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放学也要干农活，去另外一座山砍树扛回来当柴火。  

　　高考后他去了成都一所大专学工程管理。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问他和弟弟长大了想干什么，川东信誓旦旦地说：“要给爸爸妈妈建一栋楼！”

　　二、爸爸妈妈和深圳

　　艳君第一次来深圳是2005年，以前一直没人带。12岁小学毕业的暑假，爸爸回家把她和姐姐接来深圳玩，还带了一大堆同乡亲友家的孩子。这是那个年代长途旅行常见的场景，暑假到了，留守家乡的“小候鸟”结伴，由一名成年人带着，去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

　　一行人先坐长途汽车到达州市火车站，再坐绿皮车到广州，从广州转到深圳。车上人太多，基本都是孩子，艳君的座位被挤掉了，一路上被爸爸抱着，坐了二十几个小时。

　　下车见到妈妈的那一刻，艳君哭了。“太久没见了，两三年里，我只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

　　每周，爸爸妈妈都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爷爷的手机，这一天，艳君既期盼又紧张。

　　“学习怎样啊？过得还好吗？”一听到他们的声音，艳君就开始掉眼泪。每次通话结束前，爸妈都会叮嘱：“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多帮他们干点活……”小女孩边哭边点头。

　　电话永远都在计时秒数的第59秒挂断，再多一秒钟就要多收一分钟的钱，话费很贵。

　　艳君记得，那时候黄贝岭这边都是城中村，低矮的房子看起来破破旧旧的，每间房子都超负荷，好几户人挤在一起。

　　爸妈的房子里还住了叔叔一家、舅舅一家，虽然叫一房一厅，但是其实算不上“厅”，就隔了一个小隔间，舅舅一家住在厅里，叔叔和爸爸住在房间里。妈妈当时怀了弟弟没法上班，经济负担都落在爸爸一人身上。

　　第一次来大城市，一切对艳君来说都很新鲜。在深圳的一个月里，她们去了深南大道看地王大厦，到大梅沙看海，去东湖公园、荔枝公园转了转，还去了深圳书城。

　　那个夏天很好玩，好玩到舍不得回去。“可以天天见到爸爸妈妈，不用干农活，不用洗衣做饭，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杨艳君说。

　　罗航（第一排左一）、李川东（第二排右二）、邱蜀钧（第二排右三）、杨艳君（第二排右七）参加同同乡村支部活动，在莲花山的大榕树下上党课。

　　没来深圳前，罗航只是从打工回乡的邻居那儿听过，“那里离香港很近”。

　　2008年，罗航第一次来深圳，想提前感受下这个大城市，准备在这里做几个月的暑假工。

　　6月8日高考一结束，他就独自坐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一下车就被面前繁华的都市景象吸引了。“很干净，好像不穿鞋穿着白袜子在地上走都不会被弄脏。”

　　来深圳后罗航住在姑姑家，当时爸爸妈妈已经回老家了，妈妈身体不好生着病，家里经济压力挺大。来之前罗航就想，除了学费，大学的生活费就靠自己了，“以后我要在大城市立足”。

　　第一份零工是在酒楼当服务员，从早上10时工作到晚上8时，上茶上菜。穿的工作服都要交一两百元押金，还需要押上身份证，“身份证我肯定不会给，身上也没这么多钱”。

　　干了两天罗航就把老板“炒了”，一分钱没拿到。

　　后来他跟着老乡去工地上做小时工。干些拉沙子、搬桌子、打扫卫生等杂活，工资日结80元。每天8时上班，中午12时下班，午饭去外面吃盒饭，公交车2元，开销不大能攒下一些钱。

　　那年汶川地震，学校推迟开学到10月，罗航干了几个月挣了3000多元，大学一年的生活费解决了。往后几年的寒暑假，罗航都来深圳打工，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都靠自己打零工攒下。

　　手上有了点钱后，罗航花80元去了世界之窗，花45元进了锦绣中华。“农村放牛娃从来没见过大海，只在书上看过，我去了大梅沙，在海滩上挖了个坑，一个人在沙滩躺了一夜。”

　　大学毕业后，罗航直接来深圳找了工作，住在黄贝岭村。“当时看到那样的环境，我情愿回老家也不愿住在这里。”

　　一间房子住了五六个人，人没有隐私，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个屋里。上洗手间要排队，屋子里黑乎乎没什么光。出来就是狭窄的小巷子，路上到处是垃圾。走出村，外面很干净，像是两个世界。

　　2003年，邱蜀钧第一次跟着亲戚来深圳。来接她的叔叔开了辆小轿车，这在老家可是稀有交通工具。趴在车窗边看着路上的摩天大楼，蜀钧心想：“这么高会不会倒下来？”

　　当时爸爸妈妈还有两岁的弟弟住在罗芳村的两房一厅里。家里有电视，邻居家的小朋友经常来家里一起看动画片。“这里的房子有卫生间、有热水器还有洗衣机，终于可以在室内洗澡了。在老家，我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端盆水到没人的地方冲一冲完事。”

　　初来深圳，蜀钧受到了“热情款待”，去玩了好多地方，莲花山、东湖公园、地王大厦……在深圳有得玩还能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是她期盼了许久的生活。  

　　邱蜀钧在工作之余一直保持献血习惯，从去年2月因疫情导致血液库存紧张以来，一共献了7次血。旁边的大叔是23年无偿献血350次的“中国好人”赖嘉河。

　　之后蜀钧基本每年寒暑假都来深圳，第二次是她自己一个人坐火车来深圳，坐了40小时硬卧到广州，再转乘汽车到深圳银湖汽车站。一路上总断水，整个人没洗澡也没洗脸，脏兮兮的。

　　“以前妈妈陪在身边时，很喜欢帮我打扮，给我扎辫子、穿好看的小裙子。后来，我剪了个男生头，很少穿裙子，整个人黑黑瘦瘦的，许久没见，爸爸妈妈一看见我都有点认不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

　　相隔两地时她和父母的联系多靠电话和写信。其实一开始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弟弟可以在深圳，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她就只能一个人在老家。“直到暑假去深圳看到他们的生活，居住的拥挤环境，才明白他们也不容易。”  

　　三、当下与未来

　　关于未来，几位年轻人的规划都很具体，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都和身边人有关。

　　艳君想在深圳多积累经验，把专业相关能考的证都考了。目前，妈妈在老家照顾弟弟，她和爸爸一起在黄贝岭村租房生活。爸爸在工地包工，每个月赚钱比自己多，房租这笔开支可以省下不少钱。

　　她所在的健康管理公司相对医院来说要轻松点，没有夜班，主要是上午忙，常常忙到喝口水的时间也没有。

　　2021年3月18日，支部办公室里的杨艳君正埋头工作，根据社区党委统一部署，继续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

　　“父母对我的期待是健康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留在哪儿发展自己决定。可能我以后不会留在深圳，会去离他们更近的地方，我也可以照顾他们。”艳君表示，暂时不急着回老家，想在深圳再打拼几年。

　　姐姐已成家立业，艳君主要担心还在读书的弟弟。作为姐姐她要照顾弟弟，父母年纪大了，姐弟之间要相互帮衬，一起照顾父母。

　　从毕业来深圳到现在，罗航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做工程管理，虽然辛苦，但工作时间自由，接触的人多，一干就是10年。

　　罗航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在惠州大亚湾，做了5年。其间他住在黄贝岭村，每天开车1小时去大亚湾上班，收入还算可观。“干我们这一行的40岁是一道坎，要么升职当管理层，要么转行。我计划之后自己做生意，争取40岁以后不再打工。”  

　　2021年5月29日，罗航和党支部成员在黄贝岭社区核酸检测点，维护现场秩序，帮检测人员填写登记信息。

　　同伴开玩笑，这些年在深圳罗航基本实现了“五子”目标，即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和票子。他在惠州买了房，但没人住，一家都住在黄贝岭村的出租屋里。

　　罗航爸爸在老家乡医院坐班，有稳定收入，妈妈在家种菜。父辈年轻时在外打工，以后退休了，两位老人的生活需要他和弟弟负担。“我们会尽量给予充足的物质支持，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也能怎样生活。”

　　已经成家立业的他，要负责一家每个月1万多元的经济开销。“为了老人和孩子，我要想尽办法挣钱。”罗航说。

　　虽然孩子还有几年才上小学，但罗航已经早早做了规划。可以回老家上学，他和孩子的户口都在老家，考虑到老家还有土地，一直没入深户。  

　　到深圳工作后，罗航很少有时间再去海边，乘着周末，他和妻子去盐田的海边栈道休息，“在大海旁边感觉很放松”。

　　“来深圳不是为了享受，我喜欢这里的包容和年轻化，大家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拼搏，年轻积累的经验对我以后发展很有用。”罗航说。

　　四个人中只有蜀钧的户口转到了深圳，弟弟的依然还在老家，虽不是深户，但他一直在深圳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政策允许他可以在深圳参加高考，现在在成都一所大学学服装设计。

　　蜀钧在深圳的工作时间虽不长但比较丰富，在黄金公司做过培训师，在上市公司做过运营，在罗湖区委组织部当过组织员，如今是黄贝岭社区的工作人员。

　　“深圳给了我很多压力，逼我不断学习成长，财务、商务、物流等我都接触过，社会历练让我的性格变得更活泼了，以前上学时很安静不爱说话。”蜀钧说。

　　照顾好父母是她目前最大的责任。选择住回黄贝岭村，也是希望离家近方便照顾。如今妈妈退休了，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在深圳够生活。爸爸坚持张罗老家的车厘子果园，“50岁的身体里依然是20岁的心”。弟弟上学的学费家里负责，自己没有太大经济负担。

　　“相比于他们，我享受到了更完整的教育，要靠自己走出更宽的路。”蜀钧坦言。

　　李川东一毕业就来深圳工作，扎根工地多年。刚开始去工地打小工，后来带班做电焊、搬玻璃幕墙，要把玻璃从1楼抬到5楼，最多一天就抬了50多块，到最后手都抬不起来，一天工资200元。前段时间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做项目经理，之前在工地的实践经验让他对项目的整个过程和细节熟稔于心。

每周一早上9点，李川东和同事在施工现场安全巡检前进行现场会议。

　　赡养父母的问题，川东认为“父母这一辈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爸妈和弟弟一直在深圳交社保，以后可以领深圳的退休工资。老家的老人由爸爸和叔叔们轮流照看，他们商量好了，每个季度回去一个人，四人一人负责3个月。

　　“深圳的节奏很快，慢了就跟不上，我要加快步伐走在弟弟前面，带他去工地见识学习，让他早点成长起来。”川东说。

　　不抱怨、担责任、对未来充满希望，几位年轻人老觉得要快跑，跑不快就落后了。面对问题，他们没想过逃避，在他们身上，父辈的乐观坚韧依然在。  

2018年李川东在东莞雁田海关国新大厦做高空检修。

　　四、“同乡村”党支部

　　除了蜀钧，其他3位都是预备党员。年轻人表示，自从加入“同乡村”党支部，原本离散的个体，有了归宿。在这里可以链接到社区和家乡的资源，关注并参与到家庭之外身边的世界。

　　杨艳君第一次接触到党支部是2019年的同乡村组织的春节返乡爱心专列活动，她负责帮忙整理身份证信息。在学习工作之余，帮老乡争取权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些叔叔阿姨和我的父母一样，吃过很多苦，我能帮到他们，自己也很安慰。”艳君认为，在支部里她能找到另一种人生价值。

　　罗航看到党支部成员慰问老乡，一打听才知道还有“同乡村”党支部这个组织。“我们离家在外打工，和老乡在一起很亲切，大家虽然在不同行业，但都说着乡音，融得进圈子，大家互相帮助，甚至还能遇到老同学。”

　　罗航亲眼见到支部里一些老党员，自己打工赚的钱也不多，但是遇到老乡有难事，都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人除了赚钱养家，还应该有一些别的追求。”老党员的言行无声地滋润了年轻人的心。

　　2021年4月24日，黄贝岭社区党委，达州“同乡村”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及预备党员参加“四方沙龙—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学习。

　　和艳君、罗航一样，李川东之前就听说过每年过年的爱心专列、免费帮老人体检等活动，“这些事很有意义，老乡之间原来可以这样互帮互助。”

　　支部群里每次通知举行活动，大家都积极报名，这让李川东感受到了老乡之间的凝聚力，“大家团结在一起给了我们自信心，仿佛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

　　近期深圳抗疫，从5月26日专项行动开始以来，党支部每晚都安排了“同乡村”的义工来社区支援，最远的是从宝安福永赶过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报名参加了。“有的老乡不会扫二维码、登记信息什么的，真的需要年轻人帮忙。”罗航说。

　　最近，一份只睡5个小时的深圳社区工作者抗疫作息表在网上刷屏，表格的主人就是邱蜀钧。早上7时半，身穿红马甲的蜀钧就出现在黄贝岭社区疫苗点，协助“打苗苗”。凌晨2时，她依然坐在电脑前核对数据，更新后台，回复各类信息。“每天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蜀钧自我调侃道。

邱蜀钧每天准时出现在黄贝岭社区疫苗接种点，维护现场秩序，协助居民“打苗苗”。

　　“苗苗来啦！接种地点深业东岭幼儿园旁，接种时间早上9时到12时、下午14时30分到18时……”每天上午，蜀钧会在朋友圈推送海报，社区的热心居民看到也会跟着转发，“疫苗量充足，不用着急”，有效信息的定时发布，为居民送去一份心安。

　　除了更新接种疫苗的海报，蜀钧还负责运营“通川人在罗湖”微信公众号。6月1日，全国首批康泰疫苗在深圳开打，白天前来咨询的人多，当晚，蜀钧就在公众号推了条科普贴，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创建公众号的初衷是“整合资源信息和需求信息，给老乡提供温暖的家”，返工人员找工作、欠薪维权渠道、家政服务培训班等推送精准对接老乡需求，蜀钧还策划着，等有时间制作系列视频，“就请有经验的老乡讲一讲来深务工的注意事项，帮大家避避雷”。

　　基层工作繁杂辛苦，但蜀钧乐在其中。“我喜欢管闲事这一点和我爸一样，社区的岗位还挺适合我，最近社区忙着疫苗接种，设计海报、写文案、拍照片视频等我都是边学边做，能力提升很多。”

　　从志愿者到网格突击队、组织部下沉干部，再到现在社区专职工作者，和病毒持续奋战的一年，也是年轻党员邱蜀钧在基层历练的一年。“虽然身份在变，但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不会变，年轻党员冲在最前面的干劲不会变。”蜀钧说。

　　支部现有党员年纪都比较大，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今年支部收到了4个年轻人的入党申请书，其中2个是大学生，蜀钧希望不断有更多年轻血液补充进来。

　　【采写】祁觊

　　【策划统筹】赖武 高延勇 宫雪 吕冰冰 周宙

　　【出品】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 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