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情懷與文化傳承——新編粵劇《東江傳奇》的時代表達

新編粵劇《東江傳奇》劇照。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地、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但我們同樣不能忘記，這裡也是一片紅色的土地。七十多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文化大營救，已經成為歷史長河中的永久記憶。茅盾先生是那場大營救的親歷者，同時也是300多名被營救文化名人中的一員。許多年后，他用這樣的文字來表述這次行動：“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七十多年前的那場民族災難，國運受難，文運受厄。然而，因為有了這場偉大的營救，文脈得以延續，國運得以重光。

　　深圳市粵劇團作為一個國有專業院團，他們沒有在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故紙堆裡打滾，傾全團之力，以這次文化大營救為基本故事載體，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文化自覺，打造了《東江傳奇》這部有風骨、有溫度、有高度、有情懷的舞台藝術作品，這正是文藝工作者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守土負責最直接的表現，是對個人、民族、國家命運最深刻的把握。

　　家仇國恨之下的沉重記憶

新編粵劇《東江傳奇》劇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從廣東東江地區迅速跨過深圳河，先后佔領九龍、港島。日軍此舉不但封鎖了中國抗戰的最后一個出海口，截斷了國際援助線。更為嚴重的是，讓當時大量滯留香港的內地文化名人，隨即面臨生命以及精神上的雙重危險。

　　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武漢、廣州等內地重要城市相繼淪陷，一大批不願做亡國奴的文化界人士走避香港。他們之所以選擇香港，一是因為香港當時是英殖民地，日本與英美還沒有開戰，相對來說還是安全的。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些文化名人大都是左冀人士，這幾年來他們在用文章、作品進行民族救亡，早已成為某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大西南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安全。於是，香港就成為他們當時為數不多的選擇，是他們心目中最好的走避之地，飽受戰火折磨的身體和靈魂可以在這裡得到片時的喘息。

　　然而，侵略者用帶血的刺刀和無情鐵蹄，徹底擊碎這些文人、學者的避亂之夢！

　　當時滯留香港的內地文化名人數以百計，其中不乏業界翹楚和文壇領袖，如文學界的茅盾、田漢、夏衍、歐陽予倩等人，新聞界的范長江、鄒韜奮等人，學術界的梁漱溟、胡繩等人，電影界的蔡楚生、胡蝶等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日后都成為新中國文學、藝術、新聞、思想界的杰出代表。

　　粵劇《東江傳奇》沒有正面講述這300多名文化名人的營救，而是以整個營救行動的尾聲作為全劇的切入，可見編劇李新華的匠心。戲劇是敘事文學，但戲不一定是在事件開始的時候開始，戲可以在事件高潮的開始，也可以在事件的尾聲中開始。日軍侵佔香港后，中共南方黨組織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已經成功營救300多名滯港文化名人，但仍有戴浪、吳坤浦等五名左翼作家失聯。中央指示東江游擊隊，無論如何都要找到這五名作家，並把他們安全護送內地。戲，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為了營救這五名作家，男主人公劉飆、女主人公小秋紅，以及他們身邊的同仁，一個個地、前赴后繼地倒在了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他們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讓中華文脈得以續延。

　　民族危亡面前的文化圖存

新編粵劇《東江傳奇》劇照。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但已經深深明白這其中的道理。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遠在重慶的周恩來同志就給南方黨組織發來電報，要馬上做好在港文化名人轉移的准備。周恩來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日軍佔領香港后，必定會對在港的左翼文化人士動手。那些來自內地的文化名人絕大部分都不會說廣東話，一口的南腔北調在香港那個彈丸之地極容易暴露身份。

　　果然不出周恩來的預料，日軍的地面部隊佔領港九后，那些先期潛伏在香港的文化特務，隨即浮出水面開始行動。他們在電影院播放幻燈片，在街頭張貼告示，點名道姓要文化界人士限期到他們的軍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街面上一時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就在敵人“限期報到”的告示貼滿街頭巷尾之時，中央密電和上級指示精神緊急送到，中共東江游擊隊政委曾民出場的一段中板，把這種危急情勢擺在了觀眾的面前：“這兩年文化人走避香港，原以為在港九可把身藏，不曾想到頭來又臨險況。我華夏五千年文脈綿長，決不能讓日寇來伸魔掌……”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我中華的侵犯，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佔領，也不只是政治上的統治，他們的終極目標是要從思想上、文化上徹底佔領和征服。他們深諳“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的道理，清楚地知道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渾然一體的特征。他們想霸佔中國的領土、篡改中國的歷史、搶奪文化的話語權，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收買和控制文化人。在劇中，日軍文化特務山本有段這樣的台詞：“該勸降的勸降，該抓捕的抓捕，該殺頭的殺頭！總之，能夠要他們為天皇陛下效忠的心，就要他們的心。不能要他們的心，就是要他們的命！……隻有文化的征服，才是永久的、徹底的征服！”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佔領香港后要文化人“限期報到”的根本目的，是他們要滅絕中華文化的狼子野心！

　　然而，讓侵略者沒有想到的是，他們不但在軍事上、政治上遇到了強大的對手，在文化上同樣遇到了比他們高明得多的老師。那300多名文化名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共800多人，幾乎是一夜之間消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在劇中，中共東江游擊隊政委曾民這個角色無疑就是代表著黨，來自中央的命令通過他傳達給前線的戰斗員。編劇李新華為他安排了一個這樣的唱段：“營救任務已東方見亮，最后這一戰意味深長。要保証全部名人安全離港，山河雖已破但文化不能亡！”

　　好一個“山河雖已破但文化不能亡”，這就是共產黨人對國家、對民族的歷史擔當！

　　灣區宏圖之中的時代表達

新編粵劇《東江傳奇》劇照。

　　歷史與藝術在《東江傳奇》中獲得了和諧的統一。該劇不僅展示當年省港兩地黑雲壓城、風雨如磐的歷史氛圍，更從滄海橫流的矛盾斗爭漩渦中塑造時代的英雄與民族的脊梁。這一創作意圖，在劇中通過劉飆、曾民與小秋紅等主要人物的形象得以呈現。女主人公小秋紅，是個已經紅遍省港的戲班名伶，因此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要“限期報到”的對象，因為山本覺得：“隻要她願意為我們粉墨登場，作用將堪比半個師團！”在東江游擊隊港九大隊手槍隊長劉飆的感召下，為了讓最后那幾位文化名人安全離港，小秋紅這個江湖藝人，毅然決然地答應山本，在那個所謂的“盛大典禮”上面對三千佔領軍，與山本共唱一曲帶有侮辱性質的《游龍戲鳳》。就在那個“盛大典禮”上，小秋紅的《游龍戲鳳》，轉瞬間變成鏗鏘激越的《梁紅玉擊鼓退金兵》。而手槍隊長劉飆，則化身成梁紅玉的丈夫韓世忠，手執長矛，在舞台上當著三千佔領軍，刺殺那個存心戲弄的山本。劉飆和小秋紅在舞台這個虛擬的戰場上，憑自己的生命、以最獨特的方式、用最真實的手段，踐行救亡圖存的諾言，讓青春在血與火的激蕩中如花綻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劉飆、小秋紅這兩個典型人物已經達至一定的高度，同時也代表著本劇已經達至的思想、藝術高度。

　　抗戰時期，藝人救國的故事比比皆是，南有紅線女（當時在香港）走避廣西，沿西江一帶唱演救亡戲劇﹔北有梅蘭芳先生蓄須明志，不為日本人唱戲。在高台上慷慨激昂了上千年的中國傳統戲曲，家國、民族、忠義等元素如血液般滲透在每一個用字和行腔，不但教化了世間芸芸眾生，同時也哺育了一代代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藝人。

　　粵港澳無論是在歷史還是當下，都是同一文化體，語言、飲食、風俗等方面無差異地存在。時至今日，絕大部分的香港人，祖上三代的鄉土都在珠三角的縣市，說粵語、看粵劇、聽粵曲、吃粵菜是他們文化基因的底色。灣區時代的來臨，這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文化基因將會被進一步喚醒。

　　香港永遠是中國的一部分，日軍用刺刀和鐵蹄換來的，不過是四年短暫的佔領。當年英國人以堅船利炮騙取的一紙租約，在九七之后也煙消雲散。一時的陰霾，永遠阻擋不了歷史前進的車輪，正如劇中人物、進步報人蘇志留痛斥侵略者的一個唱段：“香港這一片土地，從來屬於大中華。我有四萬萬同胞，見慣了風吹雨打。遲早送你下地獄，最終趕你們回老家！”

　　家國、民族和文化，是粵劇《東江傳奇》關於七十多年前的那段的歷史記憶，同時也是生活在深圳這塊熱土上的時代新人，對已經到來的新時代最真誠的表達。

　　（唐德亮，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廣東省現代作家研究會副會長，清遠市文聯副主席、清遠市作協原主席、清遠日報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