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敢闖敢試到先行先試的深圳實踐②

　　未來的深圳會是什麼樣？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畫出“三步走”的施工圖：2025年，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紀中葉，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從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再到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創新，始終是深圳發展的核心詞。

　　這是深圳的使命，也是深圳的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說，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深圳經濟特區40年的發展，是一部關於創新的奮斗史﹔深圳經濟特區未來的征程，依然是一本關於創新的宣言書。

　　突破“增長的極限”，深圳的答案是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說，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靠不懈奮斗闖出了一條新路、好路，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經濟特區是公認的重要方法論之一。

　　在“殺出一條血路”的“趕上時代”，深圳一直大膽地闖、大膽地試，以創新精神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成為改革開放的代表作﹔在“走出一條新路”的“引領時代”，深圳以先行者的標准要求自己，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排頭兵。

　　無論是陸域面積，還是自然資源，深圳是一個有著明顯傳統發展模式“天花板”的城市，但是深圳一次次擺脫成長的制約，一次次突破“增長的極限”，一次次刷新發展的高度，憑的是什麼？就是創新。

　　回首深圳經濟特區走過的40年，創新是深圳動力不竭的發展密碼。

　　沒有創新，我們可能會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迷戀於貿易帶來的利潤，錯失鍛造實業之基的時間窗﹔

　　沒有創新，我們可能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會陷入“三來一補”的路徑依賴，錯失從加工到制造轉換的時間窗﹔

　　沒有創新，我們可能會在新世紀之交滿足於深圳制造崛起而止步不前，錯失由制造邁向創造的時間窗﹔

　　沒有創新，我們可能在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選擇慣性前行，錯失搶佔戰略性新興產業先機的時間窗﹔

　　沒有創新，我們同樣可能在今年受到新冠疫情沖擊時失去主動，錯失率先實現上半年經濟增速“深V反轉”的時間窗。

　　對於深圳，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看一眼。2012年12月，總書記離京考察第一站就來到深圳，向世界鄭重宣示堅持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要求深圳“充分發揮特區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2015年初，總書記對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2018年底，總書記再度對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踐行高質量發展要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

　　成為國家戰略中的“先行示范區”，深圳的任務更重標准更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就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中央對深圳的要求始終一以貫之，就是要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圍繞急需突破的重點和難點繼續先行先試，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和制度，以“一子突破”求得“全盤皆活”，以“一馬當先”帶動“萬馬奔騰”。

　　“全國的一面旗幟”：制度創新激勵科技創新

　　2018年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廣東團審議時指出：“這些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要發揮示范帶動作用。”

　　“全國的一面旗幟”，是對深圳科技創新的極高評價。

　　2016年，深圳的GDP是1.95萬億元﹔2017年，深圳的GDP是2.24萬億元﹔2019年，深圳的GDP是2.69萬億元。自從2011年邁進“萬億元城市俱樂部”之后，深圳不僅實現了經濟總量的翻番，而且一直保持著穩中有進的增長速度。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和GDP保持著同步增長。2010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突破萬億大關，達到10176億元。從1萬億到2萬億，時間則是7年時間。2017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達到21378.78億元，2019年則是26277.98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2019年突破萬億關口，達到10155.51億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深圳經濟增速從一季度的負6.6%“大逆轉”至上半年的正0.1%，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中流砥柱。深圳市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戰略性新興產業今年上半年實現增加值4498.16億元，增速較一季度回升8.7個百分點。另一個積極的信號是：今年上半年，深圳共新登記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1.7萬戶，同比大漲38.5%。

　　“要發揮示范帶動作用”，是對深圳創新引領提出的極高寄望。

　　產業層面的科技創新，支撐力量來自制度創新。“旗幟”的示范帶動，就是要求深圳繼續探索跟實際相匹配的制度激勵。關於深圳企業的崛起，一直有一個“深圳之問”。本世紀之初，前來考察的兄弟省市會問“深圳之問”：為什麼深圳能夠培育出華為？現在的“深圳之問”，定時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榜單公布之際：為什麼世界級民企在深圳群體性崛起？

　　不同時期的“深圳之問”，答案基本一致：市場經濟是基石。為什麼深圳能夠培育出華為？深圳的一位老領導說：華為不是培育出來的，是自己長出的。因為營造好生長的氣候，森林裡總會長出幾棵大樹。為什麼世界級民企在深圳群體性崛起？深圳的一位知名商會會長說：這是一個必然結果，原因就在於深圳是民營經濟自由生長的熱土。

　　從2017年開始，深圳每年都會推出 “我在深圳等你”的宣傳片。華為、比亞迪、大疆，這三家每相隔十年誕生的代表企業，是2019版本的開場。作為“深圳之問”的當事人，任正非們的回答如下：

　　“深圳有一個很好的創新環境，法治環境、市場環境都會比別的地方好。”1987年用2萬元創立華為的任正非，如此評價城市﹔

　　“比亞迪和深圳一樣，充滿了創新的血液。”1995年從一個車間開始創業的王傳福，如此講述感受﹔

　　“大疆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深圳良好的營商環境。” 回顧2006年開始的企業史，大疆總裁羅鎮華如此表達感謝。

　　沒有制度創新的激勵，就沒有科技創新的今天。知名媒體人秦朔撰文直言：深圳幾十年的歷史再次証明了經濟發展中顛扑不破的道理，也証明隻要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中國就能創造出可堪媲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奇跡。

　　落筆“科創雙中心”，構建全過程生態鏈

　　2019年，深圳迎來“雙區驅動”，也進入“科創雙中心”建設的新階段。年初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定大灣區要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8月中央發布的先行示范區文件，明確要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今年3月，科技部、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發文，首次正式提出“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繼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合肥之后，深圳成為中國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科創雙中心”，就是指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科技中心重應用，偏產業﹔科學中心重基礎，偏研究。綜合研究開發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這兩個中心不僅是國家重大的科技創新的戰略布局，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的需要。”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院院長樊建平認為，從漸漸涉及核心技術的研發，到推進以基礎研究為主的科研機構發展，加強科學研究，深圳遵循的是從“E（engineering，工程）——T（technology，技術）——S（science，科學）”路徑。在他看來，從“E”到“T”再到“S”，就是科技創新的深圳模式，是深圳不斷向源頭技術進發、不斷提高自身創新力的表現。

　　落筆“科創雙中心”，深圳近幾年全力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尤其是基礎研究，是創新的筑基工程，是創新的源頭跑道。

　　發力基礎研究的政策信號，出現在市委書記王偉中履新深圳后的第一次公開報道中。2017年4月11日，王偉中會見石墨烯發現者——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安德烈·蓋姆爵士，向這位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發出落戶邀請。八個月后，深圳蓋姆石墨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為深圳組建的第五家以諾貝爾得主命名的實驗室。目前，深圳的諾獎實驗室已有11家。入駐南方科技大學的格拉布斯研究院，是深圳官方認定的首個諾獎實驗室，研究院在成立當天的報道中亮出志向：“培養諾獎級人才，做出諾獎級成果”。

　　制度創新不可或缺。2018年11月，深圳關於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實施辦法獲市委常委會原則通過，鼓勵自由探索式研究，鼓勵0到1的創新。2019年7月，被稱為“科改22條”的《深圳市科技計劃管理改革方案》出台。通過新設、整合、拓展、優化科技計劃項目，“科改22條”力求形成總體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的“一類科研資金、五大專項、二十四個類別”科技計劃體系。起草者表示，改革方案體現了“體系架構市場化、關鍵環節國際化、政府布局主動化、高校支持穩定化、人才支持梯度化、深港澳合作緊密化、國際交流全面化”等特色，能夠為先行示范區建設提供重要支撐。

　　與此同時，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版圖日漸清晰：以深港河套地區為核心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啟動建設，這裡將成為科學中心的門戶區﹔99平方公裡的光明科學城，則是科學中心的核心承載區，重點布局科學設施集群、科教融合集群、科技創新集群“三大集群”﹔西麗湖國際科教城匯聚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聚焦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成為科學中心的突破區。（記者 錢飛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