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寶安視角看“經濟特區”到“城市范例”的使命變遷

　　摘要

　　深圳經濟特區脫胎於“老寶安”，而寶安40年滄桑巨變又是深圳發展騰飛最具典型意義的縮影。從寶安看深圳，昔日南粵邊陲農業縣從“經濟特區”到“城市范例”的完美蛻變，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活力和優勢，是我們堅定制度自信的重要底氣，也是把“制度自信”轉化為“行動自覺”的動力源泉。

　　寶安是中國的歷史名縣，40年前，寶安撤縣建市，建立深圳經濟特區。40年滄桑巨變，深圳經濟特區從一個邊陲農業縣蝶變為一座充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發展史上的奇跡。寶安始終是南海之濱的一顆璀璨明珠，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今更是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西協”橋頭堡，是珠江口東西岸聯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核心引擎。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從寶安視角回眸波瀾壯闊的奮斗歷程和眺望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新征程，愈發雄辯地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走得通”，而且“走得快”“走得好”。

　　一

　　從“老寶安”到“經濟特區”

　　寶安，這個千年古邑，邊陲重地，是漢唐“海上絲綢之路”古航道必經之地。乘改革開放與“深圳經濟特區”東風，迅速崛起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今天我們談深圳經濟特區，繞不開寶安、繞不開寶安的歷史。

　　歷史的老寶安。寶安建制於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縣志記載“得寶而安”，地名由來含有吉祥用意。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寶安外海伶仃洋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香港島——這個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以來就隸屬於寶安的島嶼——被割讓給英國，第一次脫離管轄，寶安也因此走進世人視野。此后半個多世紀裡，寶安人民在反抗英國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強租新界和佔領寶安的殖民侵略中，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1906年，連接廣州與九龍的“廣九鐵路”（1949年廣深段改名廣深鐵路）破土動工，1911年全線貫通，在寶安縣境內設有平湖、筍崗、深圳墟等站點。新中國成立以后，寶安主要以邊境嚴管縣、軍事重地的角色出現。二戰后香港飛速發展，經濟繁榮，人民富庶，成為聞名世界的“東方明珠”“亞洲四小龍”。而一河之隔的寶安，民生凋敝，舉步維艱。那些年究竟有多少人逃到香港，很難有准確的數字，我們隻知道1949年剛解放時寶安縣人口30多萬，1979年寶安人口還是30多萬，30年基本沒增長。當時流傳著一首客家民謠：“寶安隻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村裡隻剩老和小。”“大逃港”寫下了本地歷史悲壯的一頁，在共和國年輕的身軀上留下了一道傷痕。也正是這一慘痛經歷給出了一份“時代的考卷”：越來越難以遏制的“逃港潮”倒逼中國共產黨人直面現實，尋找新的答題思路。

　　殺出一條血路辦特區。1978年7月，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首次到基層考察調研，就到了寶安縣。痛心於“逃港潮”，經過深思熟慮，他以敢為人先的魄力向黨中央提出了創辦對外加工貿易區的設想建議。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了寶安大地，寶安人挖魚塘、養雞鴨、種蔬菜、栽荔枝，要把寶安打造成供港鮮活食品的生產基地。1979年3月，為加強對寶安地區生產建設的領導，建立出口商品基地，發展對外貿易，經國務院批准，寶安撤縣，改設深圳市。黨中央眼光顯然更深遠，不滿足於搞外貿、掙外匯，而是要劃出一塊地方作為加快發展的試驗田，先行一步，放手大干。這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初衷。1979年7月，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四個城市試辦出口特區，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標志著經濟特區正式誕生。當時，從中央到地方，財政上都沒錢，“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要錢要物沒有，給幾條政策由你們自己去解決。”就是在這樣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改變當代中國的一場革命拉開了序幕。

　　勇立潮頭的新寶安。最初寶安縣整體改為深圳市，1980年，中央決定劃出327.5平方公裡建立經濟特區，重置寶安縣，隸屬深圳市，縣政府搬遷到南頭關西側（今新安街道湖濱路1號）。建縣之初，百業待興，需找米下鍋。敢第一個吃螃蟹的寶安人成立“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向社會募資。新中國第一張股票——“深寶安”就這樣誕生了。1981年寶安縣的GDP隻有1.7億元，1991年增長到39億元，十年增長了20倍。1992年鄧小平發表重要的南方談話，1993年寶安撤縣分區，分設龍崗區，2007年，寶安分出光明新區﹔2011年，寶安又分出龍華新區。“老寶安”不停地“開枝散葉”，“新寶安”的發展也是一日千裡。2019年，不斷“瘦身”后轄區面積隻有397平方公裡的寶安區GDP總額達到3854億元，位列全省區縣第六。如果作為一個獨立統計單位來算的話，寶安在全國城市中可以排第62位。新時代，寶安迎來了“雙區”建設時代，又一次站上時代“風口”，以嶄新的姿態建設“灣區核心、智創高地、共享家園”。

　　二

　　從“縣域經濟”到“灣區經濟”

　　自有建制以來，寶安的經濟形態基本是以本地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依托，夾雜各種經濟成分的縣域經濟。深圳從寶安縣起步，改革開放40年走完發達經濟體幾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並推動現代產業和城市人文融入灣區，全面邁入“向海發展、向灣而興”的“灣區經濟”。

　　從農業經濟走向工業經濟。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之初，本地隻有傳統的農漁業和少量農副產品加工、農機修理等薄弱工業基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當日，寶安縣石岩公社上屋大隊與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簽署了我國第一份“三來一補”合同，打開了寶安工業化1.0的大門，以來料加工為支撐的制造業熱潮席卷寶安。各種“三來一補”企業在寶安如雨后春筍迅速發展，公路沿線交通便利的農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飯堂、大隊部改作臨時工業廠房，仍然供不應求。到1983年，深圳已引進外資企業2500多家，其中“三來一補”工業企業佔82%，大多數分布在寶安，寶安“制造業大區”地位由此奠定。1980年代后期，隨著資金、技術、人才緊缺狀況的改善，引進的形式由初期的“三來一補”為主逐步發展到以自產產品為主的“三資”企業，寶安工業化進入了2.0，寶安制造一步一步從來料加工向跟隨制造轉變。這一時期，一大批優秀制造企業相繼成立，今天的行業巨艦華為、富士康，最早就在寶安西鄉起家。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不再滿足於跟隨制造，開始自主研發設計，拉開了寶安工業化3.0的序幕，寶安制造逐步從跟隨制造向完全自主研發設計升級。到20世紀初，深圳進入了以自有核心技術支撐的大規模制造時代，寶安作為優勢工業城區，擁有最為完整的區域工業體系，拉開了寶安工業化4.0的序幕，形成了以電子信息產業為龍頭、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裝備制造業和傳統優勢產業為支撐的產業發展結構。近年來，以創新驅動為引領的產業轉型升級浪潮席卷全球，深圳開始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引進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電路、醫藥健康、智能裝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高精尖產業。寶安著力構建適合自己的經濟體系，堅定堅守實體經濟和工業制造，堅定堅守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心無旁騖夯實實體經濟根基、壯大創新動能，以“創新+智造”為特色的產業鏈不斷完備，電腦硬件和手機零配件曾經一度佔到五成的市場份額，全球每100台無人機裡就有21台來自寶安，全國智能穿戴產品每10個就有3個是寶安造﹔堅持招大商招好商招優商，在產業遴選中突出“畝產、研發、增加值、稅收”四個要素，成功引進騰訊“互聯網+”未來科技城、順豐控股、vivo、融創冰雪文旅城、雪花啤酒等重大項目落地﹔積極搶佔工業互聯網布局發展先機，成為工信部授牌的區級工業互聯網專項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寶安加速從“制造業大區”向“智創高地”蝶變。2019年，寶安地區生產總值達3854億元，工業佔比48%，國家高新技術企業4800多家，為全國區縣第二、全省區縣第一，這都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動注腳。

　　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深圳毗鄰香港，具有對外開放的地理優勢。1979年，蛇口一聲炮響，吹響了深圳改革開放的號角。經濟特區建立后，依靠中央的優惠政策，深圳拉開了“外引內聯”經濟發展的帷幕，寶安也不甘落后，轉變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對外引進資金、技術、設備和科學管理方法，對內地聯合人才、聯合技術、聯合資金、聯合資源。初期，由於投資環境差，特別是法律體系不完善，外商怕政策多變，怕投資沒回報、連成本都收不回，心存疑慮，相互觀望，引進的多是勞動密集型、技術檔次低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當時處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階段的深圳卻逐步形成了“投資以外商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到1990年底，寶安吸引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前來投資，項目有電子、玩具、服裝、電器、塑料、家具、建材、皮革、鐘表等，大小企業有4100余家，產品主要用於出口。寶安外貿總量常年位居全市前列，加工出口曾佔全國10%，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第一區”。進入新世紀，寶安全方位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電子信息產品出口額約佔全球同類產品的0.8%，消費品出口額更佔1.5%左右，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第一區”。2015年，寶安出口總額達到426億美元，佔全市的16%。2016年，寶安全面部署對德合作，憑借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政府、企業、機構與德國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寶安駐德國代表處在法蘭克福揭牌，中德（歐）產業示范園加快建設，全區有2000家企業與德國貿易往來。進入新時期，開放經濟進入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灣區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開放。寶安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地理核心，區內有國際機場、大鏟灣港、107國道、寶安大道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有廣深、機荷、沿江、南光、龍大等五條高速公路和軌道1、5、11號線，穗莞深城際線，寶安國際機場與香港機場實現海陸聯運，軌道6、12、13、20號線，港深機場快軌、深圳機場站空鐵綜合樞紐、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等正規劃建設，海陸空鐵立體交通網絡初步形成，樞紐地位日益凸顯，未來將繼續承載深圳對外開放主陣地功能，利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蛇口自貿片區“雙區擴容”機遇，全面提升產業發展、引進外資、貿易便利化條件，打造一流國際營商環境，建立空港綜合保稅區、國際快郵集散中心，謀劃更多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地，共同構建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平台，推動各類要素集聚寶安，為深圳新一輪全面開放做好示范。

　　從陸域經濟走向海洋經濟。中華五千年文明大部分時間均由農耕文明主導，是強調自身利益和需求的陸域經濟，海洋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深圳作為一座海洋資源豐富的海濱城市，依托全球重要航運中心——香港，具備發展海洋經濟的良好環境和基礎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在大力發展陸域經濟的同時，積極布局海洋經濟，形成了以海上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海洋油氣、海洋漁業和臨海工業等為代表的海洋產業格局。2018年深圳海洋生產總值約2327億元，佔全市GDP的9.6%。同時，國家明確要求深圳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要求深圳必須打造成為港口物流業發達的全球航運中心，具有完備海洋金融、海事法律等高端海洋服務業的全球海洋科技中心，配置海洋信息、海洋裝備、海洋生物等領域頂尖企業和科研機構的海洋工業基地。寶安擁有深圳最長的45公裡黃金海岸線，規劃有深圳市海洋新城，注定要向富饒的海洋尋找新機遇。寶安不斷增強整合灣區內海洋資源能力，具備了打造海洋經濟核心城區的先決條件。通過產業鏈招商策略，以國家南方海洋科學城建設為契機，加快中德（歐）藍色經濟產業園和海洋特色產業園建設，積極引進海洋高端裝備試驗檢測認証平台、海洋大數據分析與系統仿真平台，重點發展海工裝備、海洋電子信息、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新能源等海洋新興產業，探索海洋開發銀行、海事服務中心及海洋類國際組織在寶安布局，國際帆船對抗巡回賽決賽和世界灣區帆船賽落戶寶安，推動深圳從“河口時代”邁向“海洋時代”。2019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頒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作為核心引擎的深圳全面挺進灣區時代。寶安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空間之核、樞紐之核、產業之核、創新之核，也是深圳落實“西協”戰略的橋頭堡，更是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的核心引擎，將主動攜手東莞濱海灣新區、中山翠亨新區、廣州南沙新區、珠海橫琴新區，強化產業聯動，承擔區域協調發展的重任﹔強化寶安交通樞紐地位，建設“灣區之光”（濱海文化公園摩天輪）、“灣區之聲”（演藝中心）等系列地標性建筑，打造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城際交通圈”和“1小時文旅生活圈”﹔用好空鐵綜合樞紐和世界單體量最大的國際會展中心，加速珠江口東西岸聯動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成為平衡發展與充分發展的示范區。

　　三

　　從“鄉村管理”到“城市治理”

　　深圳是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特例，短短40年從一個戶籍人口30余萬、以農業生產和鄉村建制為主的農業社會，發展成為一個戶籍人口達到500萬、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的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超大型城市。在這個過程中，城市管理體系不斷完善，管理模式不斷升級，管理治理水平不斷提高。

　　從傳統的農村管理體制到現代城區管理體制。1980年建立經濟特區后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1981年，深圳市劃分為深圳經濟特區和寶安縣，恢復寶安縣建制，原深圳鎮、附城、福田、南頭、蛇口、鹽田等六個公社劃入特區范圍﹔寶安縣管轄特區外所有鄉鎮農村。1983年，深圳市廢除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成立了鎮政府和行政村等基層組織。“一市一縣”“市帶縣”制度使得深圳市成為包含城市和農村兩種行政單元的地級市，特區外以農村管理體制為主，特區內以“市轄區”的城市管理體制為主。1992年，特區內推行城市化改革，撤銷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建制，成立居民委員會，將村裡承擔的社區管理職能轉到居委會。2003年，深圳市加快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進程，兩個區18個鎮218個行政村分別被改造為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近30萬“村裡人”變成“城裡人”，深圳從此徹底告別農村，成為全國首個全面取消農村建制和農村管理體制的地區。2010年，深圳經濟特區的范圍延伸至全市，寶安、龍崗被納入特區，實現關內外一體化，至此，“關外是農村”的觀念才開始真正逐步轉變。

　　從傳統熟人社會到現代共享家園。經濟特區建立之初，深圳隻有30余萬人，交通不便，封閉且缺乏社會流動性，大多數人的生活半徑往往就是村、鎮，生於斯、長於斯，很少與陌生人打交道，交往的都是親人、熟人，彼此知根知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血緣、地緣、感情為紐帶，經濟關系、交易關系、彼此互信建立在禮制的基礎和約束上，救助更多發生在族親之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隨著經濟特區高速發展，深圳這片熱土成為全球有志之士的逐夢之地，社會流動性增大，體制外人口和流動人口不斷增多，寶安原有的人口結構也隨之改變，1987年，寶安外來人口首次超過戶籍人口。隨著40年 人口持續淨流入，原村民已經成為極少數，即便是近年來放寬了落戶限制，至2019年底，寶安戶籍人口也隻有70余萬，而實有管理人口560余萬，改革開放讓古人描述的“近者悅、遠者來”在當代寶安得到完美體現。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絕大多數社會交往行為發生在彼此互不相識、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間，這是開放社會的典型特征。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交易關系、彼此互信建立在契約、法律的基礎和約束上，社會幫扶通過政府強大的動員和慈善公益機制來調節，大家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每個人都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從粗放被動式管理到實時泛在、有效管理。在農村管理體制下，“村委會”負責村中全面事務，這種管理比較鬆散、粗放，很大程度上依賴“能人管理”，靠“村規民約”和“熟人約束”來管理。同時，許多公共服務由村自理，由於每個村初始條件不同，村與村之間各具特色、差異性大。“撤村改居”后，政府對居委會投入一定經費，社區股份合作公司給予更大比例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居委會在寶安早期基層管理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居民自治組織，又是政府管理協助組織，同時，政府為了確保在基層管理中對集體經濟的調配能力，普遍採取社區黨組織、居委會、股份合作公司領導交叉任職方式，基本上是“三套班子、一套人馬”。2005年，特區內創設社區工作站，將原來由居委會承擔的行政職能剝離出來，交由社區工作站負責。寶安2008年開始設立社區工作站，隨后完成政企、社企分開。2017年底，寶安推進以社區黨委為核心的新時代基層治理體制改革，對社區黨委定位、定責、定員、定崗、定費、定薪，並作為獨立預算單位，把市、區直屬的環保、交通、交警、市場管理、網格、整治、治安消防、安監等“4+4”支隊伍下沉到社區，統一由社區黨委領導，與社區工作者“搭班干活、捆綁作業”，賦予社區黨委用人權、考核權，進一步做強做實做硬了社區黨委，平均每個社區黨委可調動120多人、1400多萬元資金，把社區黨委打造成“獨立戰斗連隊”。同時，全面綁定八大領域33類主體安全生產主體責任，推進物業高水平全覆蓋，調動社會組織和居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初步實現了“實時泛在、有效管理”，朝著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向不斷深化改革探索。2019年，寶安又啟動了社區邊界優化調整，促進管理資源均衡化分布，消除“插花地”“飛地”管理空白，推動社區治理更加精細化。

　　四

　　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

　　40年前，中央設立經濟特區，就是要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先行探路。新時期，黨中央著眼新形勢，賦予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歷史重任。在建立經濟特區40年這個節點上，深圳重整行裝再出發，從“試驗田”到“示范區”，不但自己要發展得好，還要給國家發展探索打造新樣板，形成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范例。

　　經濟領域先行先試、敢闖敢試。經濟特區建立之前，寶安縣委就在廣東省的支持下，開展邊境小額貿易，不願受僵化意識形態束縛的寶安人不經意間拉開了這場史詩般改革的序幕。經濟特區建立以后，深圳以“敢為天下先”精神，大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條條框框，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40年創造了在全國領先的1000多項改革創新舉措。從1980年代初期的工資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基建體制、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價格體制、企業體制等方面改革，到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從單項改革向專項系統改革轉變，特別是在資本市場進行探索實驗，創辦了招商等區域性股份制銀行，1987年公司發行股票，1990年建立深圳証券交易所。1990年代，深圳圍繞在全國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法規體系等方面大膽探索﹔進入21世紀后，深圳不斷深化經濟、行政、社會、文化體制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寶安的探索創新從未間斷，誕生了全國多個“第一”，引進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發行新中國第一張股票、誕生全國第一家內地股份制企業、敲響“農地入市”第一槌、全國首創工業控制線、建設全國首家純中醫治療醫院……深圳經濟特區的貢獻，不僅在於自身的高速發展和積累的雄厚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方面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經驗。

　　新時代勇當尖兵、走在前列。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作出重大戰略部署，將深圳定位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要求發揮核心引擎作用﹔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時代不同、角色不同、使命不同、內涵不同、功能不同、標准不同，中央對深圳的期待和要求已不止於經濟發展，要求深圳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從過去的大膽闖、大膽試，摸著石頭過河，到現在既要先行，還要示范帶動，從過去主要在經濟領域先行探索，到現在“五位一體”各方面各領域先行示范、走在前列。改革“實驗室”的升格、“經濟特區”轉向“綜合特區”意味著深圳不能隻做“單項冠軍”，更要做“全能冠軍”﹔不僅要在經濟發展領域起先行示范作用，還要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上作出表率。這個發展不光體現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上，更體現在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環境上、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現代城市文明上、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上。對深圳、對寶安來講，這是繼經濟特區建立后又一次再創奇跡的啟航、又一次波瀾壯闊的進軍。

　　面向未來樹立標杆、當好示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課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廣東、深圳的實踐，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明確提出了“五大戰略定位”“三個階段發展目標”“五個率先”等要求。2019年9月，深圳召開市委六屆十二次全會，專題對先行示范區建設作出部署，明確提出把先行示范區作為深圳一切工作的總牽引、總要求，當前主要做好實現2025年第一階段發展目標的方案，制定實施2019-2022年、2023-2025年兩個三年滾動工作規劃，跑好先行示范區建設的“第一程”。寶安作為深圳的國土大區、經濟大區、人口大區，自覺把寶安的工作置於國家和省、市全局來思考，放眼“雙區”建設大局來謀劃，區六屆五次黨代會明確了寶安在“雙區”建設中的三項重大使命，一是攜手前海共同打造國際化城市新中心﹔二是全力打造世界級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建設高質量發展的智創高地﹔三是打造“西協”橋頭堡、珠江口東西岸聯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核心引擎。如今，方向已經明確，如何當好示范，唯有奮勇前行。

　　五

　　從“制度自信”到“行動自覺”

　　深圳經濟特區的巨大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功的經典范例，是制度自信的重要底氣，也是把“制度自信”轉化為“行動自覺”的動力源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梳理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這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經過70年建設發展、40年改革開放實踐檢驗，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相統一的成果，是“兩大奇跡”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障。實踐充分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制度文明史上的偉大創造，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獨一無二的中國制度。

　　“深圳奇跡”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活力和強大優勢。實踐已經雄辯地証明，中國共產黨“能”、馬克思主義“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帶領人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其他國家從來沒有過的。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始終以探路先鋒的姿態跑在最前面，引領全國發展一日千裡、日新月異。深圳用發展奇跡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煥發出的強大生機與活力，印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無比正確和科學。同時，深圳的生動實踐，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提供了豐富素材和鮮活經驗。深圳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土地使用權拍賣制度、商事登記制度、特區立法等方面作出諸多有益探索，為相關制度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特別是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深圳經濟特區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這種支持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不是計劃經濟下的資源指令性配置，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優勢及制度自信，也說明市場配置資源是這種優勢與自信的物質基礎，是唯物史觀在當代中國的最新實踐。特別是，我國快速有效控制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彰顯了“中國之治”的巨大威力，充分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醫藥文化的巨大威力，充分彰顯了基層群防群治、聯防聯治的巨大威力。

　　新時代深圳人必須做“四個自信”的行動派、實干家。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必須堅定地寫在中國大地上，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必然在中國大地上實現，深圳的新奇跡新輝煌也必將在堅定自信的奮斗中書寫。實踐已經充分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最符合中國實際的制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們相信，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縱深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將展現出更大的比較優勢和更加旺盛的生機與活力。《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的權威源自於人的內心尊崇和真誠信仰，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必須堅定制度自信，形成制度執行最持久而強大的動力。作為特區的黨員干部，我們要把這種“制度自信”轉變成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切實增強制度意識，強化制度的剛性約束，把制度變成規范，始終模范尊崇制度、執行制度、維護制度，當好制度執行的表率，當好行動派、實干家，用實際行動彰顯政治自覺、思想自覺，在新時代書寫新的偉大奇跡。

　　還是這片海，還是這個灣。站在時代峰巒，人們已然看到廣闊海面上露出桅杆的航船，已然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朝日，已然看到深圳先行示范區邁出的堅實步伐。我們更要以舍我其誰的膽略、當仁不讓的胸懷、先行一步的行動，為深圳躋身世界一流城市貢獻寶安力量，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方向奮勇前行。

　　載自《特區實踐與理論》2020年第4期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