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認知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在《當下的啟蒙》中談到：作為一個古老生物系統反饋的產物，幸福除了來自自身的體驗和積極情緒，更重要的是，還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生活的評價。

　　當我們覺得不幸福時，就會想方設法爭取那些可改善處境的資源﹔當我們感覺幸福時，就會變得安於現狀。但，幸福與否並非絕對客觀，很多時候來自個體的主觀感受。換句話說，多數時候不是客觀世界決定人幸福與否，而是人的主觀判斷決定了其對人、事的積極或消極的評價。

　　也就是說，即便身處同一事件中，有人會覺得非常幸福，可另一個人就覺得很不如意。多數時候，傷害我們的並非外在世界本身，而是人對外在世界的主觀認知和判斷，我們可以將其總結為三大消極思維源頭。

　　源頭一：為獲得群體認同，失去部分自我。

　　心理學家龐勒的《烏合之眾》清晰闡釋了群體聚集時思維的運作模式：人群聚集時，個體通常是沒有思考能力的，且多數會處於低智商的狀態。為了獲得群體認同，大多個體情願拋棄理性及是非判斷，用個人智商去換取那份所謂安全的群體歸屬感。正因如此，大多數人在選擇自己的人生該走哪條路的時候，通常是從眾的。

　　在原始時代，人的從眾行為使得個體可依賴群體的共同力量而生存下來。但隨時代變遷和文明進步，個體在通往幸福的路上產生了自我選擇的需要。此刻，如果還保持一味的從眾，就會出現失去自我的可能，很多人的不快樂便由此而來：不帶大腦思考的生活，表面上看輕鬆省力不承擔責任，但當個體的判斷能力被群體所吞噬，失去基本的獨立思考后，就易做出違反自己初衷甚至導向嚴重后果的事情。

　　當然，生活在這個時代是幸運的。人在工作、戀愛、結婚等重大人生議題中，多了不少選擇的權利﹔生活在這個時代也可說是不幸的，多樣及多元化世界的出現，也使人們在“跟隨大眾”還是“獨立特行”的人生十字路口迷茫踟躕。

　　正如日劇《女人四十》中，原本一貫奉行不婚主義的單身高級白領、35歲的奈央，因為被年輕下屬搶去主編的位置，心裡一時失衡而委從世俗，走進了看似良配的婚姻——嫁給了眾人艷羨但自己卻不甚喜歡的“高富帥”高木。

　　相識多年的閨蜜清楚奈央心底對婚姻的抗拒，問她：“究竟是別人覺得你幸福重要，還是你覺得自己幸福重要？”果然，一旦重拾自我思考的機會，奈央的選擇便不難預測：毅然放棄世俗認同卻充滿彼此利益利用的非愛婚姻，回歸單身做回真正的自己。

　　電視劇裡的奈央是幸運的，她有試錯且不斷重新調整的機會和資本，但真實世界很少給人低成本的糾錯機會。更重要的是，世俗中掙扎沉浮的人們，受困的除了情欲，還有物欲等其它種種。

　　這些欲望總帶著刺激的面具而來，但在興奮的快樂如潮水般退去后，被即興滿足填充的現代人卻越發不易獲得長久的幸福——在社會持續而高效運轉的生產鏈條下，每個人都像零件一樣，陷入流水線般的生活和工作中，逐漸麻木地走向趨同：

　　他有，我也應該有﹔我會不會因而快樂，不知道。

　　這份麻木讓我們與自己內心撕裂，無法感知自己的真實需求，更失去了對生活的本真興趣﹔即使偶爾感知到，也無力甚至不敢真正面對它。而這份趨同性，也讓我們與他人看似表面日益相近，但內裡卻生疏不連自成孤島。

　　在彼此難以信任的情況下，利益交換成為人們相互交往的唯一重心﹔當交換利益的鏈條撕裂，再深的交情或血緣都難免一拍兩散的結局。

　　源頭二：可得性法則讓人們常常陷入消極思維的陷阱而無力自拔。

　　心理學上的“可得性法則”，指人們很多時候隻簡單依據他們對事件的已有信息做決定，而不去尋找其他相關的信息。

　　也就是說，當人在判斷一件事發生的可能性時，隻會依據某些刺激頻率比較高的信息，來獲得“抄近路”的結論。

　　這樣不經甄別的認知方式，使得人們常常陷入“偏聽則暗”的困境，不斷增加的偏差信息獲取幾率，更推動人們掉入消極思維的陷阱。

　　尤其當恐慌發生時，陷入忙亂中的大眾更易失去理性的辨別能力，許多正常情況下根本經不起推敲的非理性觀點，此刻反而能輕而易舉地得到認可甚至推廣。

　　此外，在危急情況下，人們出於自我保護和緊急避險的需要，對壞消息的接納和吸收力會更高。這也是為何文學創作中悲劇更易被廣泛流傳，媒體或者熱搜上負面新聞更吸引眼球。不少媒體為了吸引流量，也有意識地傳播壞消息以喂養受眾大腦﹔人們越易被壞消息吸引，就越發受更多壞消息沖擊。

　　雖然末日不會輕易來臨，但負面消息一再盤旋於思維之上時，情緒的天空便隻會看到黑暗，會陷入世界仿佛永遠都危機四伏的怪圈，在不斷的惡性循環中，人們便更易與積極光明的幸福失之交臂了。

　　源頭三：雙重標准讓同樣的世界出現黑白兩色。

　　人們評判自己和世界時，往往會根據利益喜好使用“雙重標准”，從而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簡單來說，人們多數對自身事情比較樂觀，而對他人他事的趨勢判斷相對悲觀。

　　2019年，我回國。

　　從機場打車回家的路上，出租車司機告訴我：“你真是挑錯了時間回來。2019年是過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卻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

　　我問他：“那您的個人生活會因此而有什麼變化呢？”

　　他哈哈大笑：“我有房有車，老婆孩子都在身邊。不論外界環境如何，幸福不會改變。”

　　這就是人性的雙標。

　　對比歷史數據，過去的自殺率要高於現代社會﹔對比過去的物質生活，現代的人們總體上更富足﹔社交媒體的發達，也讓我們與世界的鏈結比之前緊密。但人們的預期也在隨之提升，當生活並未達預期時，惶恐、焦慮和抑郁就會不期而遇。

　　世界似乎變得更不幸了。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更認同史蒂芬·平克在《當下的啟蒙》中的觀點：“現代以來的人類社會的確在變好。不僅是西方，全世界人類的壽命、健康、食物等都呈現更加上升和富足的趨勢。”

　　當然，感受到消極並非壞事。在更大意義上，它是人類求生本性的心理機制。當我們能夠看清本質並強大自己的思維體系，就為抵御心理消極趨同和負面情緒感染的群體思維，增添了獲勝的籌碼。

　　與人類的整體命運相比，個體生命的走向莫若於一粒細沙之於整個撒哈拉大沙漠。當時代揚起巨大的沙塵，再強悍的個體都無法抵抗。唯有冷靜下來，借助而非順從群體的力量，不斷完善和升級自己的知識體系，獨立客觀理性地思辨事情的真實面貌，才可能在一片慌亂中獲得“天下皆醉吾獨醒”的幸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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