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鄉村”黨支部開展關愛來深老人健康義診活動。受訪者供圖

　　“同鄉村”黨建，讓外來務工者完成從城市管理的被動接受者，到城市建設主人翁的轉變。受訪者供圖

　　“苗苗來啦！接種地點深業東嶺幼兒園旁，接種時間是……”每天，深圳市羅湖區黃貝街道黃貝嶺社區居民，都能在擴音喇叭裡，聽到四川姑娘邱蜀鈞的聲音。

　　核酸檢測點維護秩序，接種台協助打疫苗，整理數據，答疑解惑……5月以來，作為黃貝嶺社區工作人員，邱蜀鈞過得忙碌而充實。

　　夜幕降臨，她在“同鄉村”的叔叔伯伯們、羅湖區黃貝街道四川達州通川區流動黨員黨支部的黨員下班后，都會披上紅馬甲，加入服務社區的隊伍中。

　　十歲那年，邱蜀鈞頭一回從大巴山來到深圳，趴在車窗上，望著遙不可及的摩天大樓﹔如今，她的工作和生活，已經融入了這座城市的血脈之中。“這裡有我的父母、老鄉，就是家。”

　　從外來務工者、深漂，到城市的主人翁，是一場跨越。在這場跨越中，羅湖區“同鄉村”黨建架起了一座橋，助力許多像邱蜀鈞一樣的人融入深圳。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早在15年前，羅湖區就開展了創新性的探索——成立“同鄉村”黨支部，以黨建為引領，探索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路，加快外來務工者群體融入城市的進程。

　　同鄉村

　　1996年，湖北洪湖人劉衛國聽聞岳母家的一個親戚去深圳打工每月賺1萬多元，心生羨慕，於是辭去了老家的“鐵飯碗”工作，搭上開往深圳的火車。

　　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批務工者，背井離鄉，懷揣夢想，從各地農村，來到深圳這片熱土。他們用青春和汗水，書寫了城市發展的輝煌。

　　在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楊小柳看來，外來務工者群體是深圳城市建設的“腳手架”。

　　作為深圳最早的建成區，羅湖區外來人員在總人口中佔比近3/4，其中近20萬外來務工者聚居在全區31個城中村裡。

　　大巴從湖南攸縣開來，停在東湖大望，7000多名攸縣出租車司機和家屬就在大望扎根﹔在筍崗，蹬著三輪車回收二手家具、二手電器的，多半是湖北荊州人﹔湖貝、東門步行街上擺攤的商戶，六成都是潮汕老鄉……

　　地緣、親緣、業緣，將他們緊緊綁在一起，在羅湖形成了一個又一個“同鄉村”。

　　早年，“同鄉村”的生活並不容易。楊艷君從老家到深圳看父母，“小小的一間屋子，住著爸爸媽媽、叔叔一家、舅舅一家。”

　　“當時城市的公共設施、社區力量的配置不是很充足，服務這麼多人，是會捉襟見肘的。由此產生了一些問題，對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戰。”羅湖區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高延勇說。

　　為此，羅湖區提出“把黨旗插在城中村，把黨支部建在城中村”。2007年，羅湖區在黃貝街道，成立了第一個“同鄉村”流動黨員黨支部。

　　通過“老鄉帶老鄉，老鄉管老鄉，老鄉幫老鄉”，將流動黨員管理服務機制與流動人口治理有機融合，探索一條全新的外來務工者市民化路徑。

　　成立大會那天，羅湖區黃貝街道四川達州通川區流動黨員黨支部書記邱興堂，接過旗幟用力地揮舞了好幾下。后來他才知道，這是全深圳第一面流動黨員黨支部旗幟。

　　“在深圳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考慮怎樣服務好老百姓，尤其是外來務工者。我們希望，讓這個群體在城市不但能立足，而且有很好的發展，能夠過上好的生活。”羅湖區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賴武說。

　　好苗子

　　“同鄉村黨建”是一個新生事物，沒有先例，沒有經驗，全憑“摸著石頭過河”。

　　過去，基層工作人員到出租屋登記信息、開展工作，老鄉一聽不是家鄉話，連門都不開。“同鄉村”需要有人充當老鄉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紐帶”。

　　什麼樣的人適合？羅湖區與四川、湖北等勞務工流出地的駐深辦事處一起合計，開展共建，從老鄉中找黨員，讓他們擔起大任。

　　老黨員鄭媽牆來自廣東陸豐，當過公社干部、村干部﹔來深圳之前，四川廣安人鞠天龍一直是村裡的團支部書記﹔湖南攸縣的“的哥”榮發齊是退伍軍人，也當過村干部……這些老鄉眼中的“能人”，一個個進入了羅湖區的視野。

　　2007年6月的一天，四川達州駐深辦事處主任廖清江、副主任蔣洪毅帶隊在同鄉村找黨員。他們見到了魏中彪，卻被反問：“你們說是達州駐深辦事處的，有工作証嗎？”一行人都愣住了，后來一名工作人員出示了工作証，魏中彪才相信了他們。

　　一句反問，讓廖清江和蔣洪毅打從心裡認定，這是個講原則的人，是一棵“好苗子”。經過選拔，魏中彪成為了一名“同鄉村”黨支部書記，常常四處奔走，為老鄉排憂解難。

　　有了“好苗子”，更要悉心培育。羅湖區的社區書記培訓班、外出調訓班，對“同鄉村”黨支部書記敞開大門。每個支部都安排了固定的經費、辦公場所﹔每年還有兩次座談會，讓書記們坐在一塊，提問題、提建議、提要求，能落實的，第一時間抓緊落實。

　　15年過去，這些當選時腼腆、舉止小心翼翼的“同鄉村”黨支部書記，大多成長為辦事利落，面對鏡頭都能侃侃而談的領頭人。

　　娘家人

　　“娘家人”，形容的是許多老鄉眼裡的同鄉村黨支部。遇到問題，老鄉總是第一時間找到那兒去。

　　2019年，“的哥”范軍勸一名乘客系好安全帶，乘客不僅不聽，還把范軍打了一頓。范軍的家人找到了東曉街道湖北洪湖流動黨員黨支部書記劉衛國。劉衛國和范軍的家屬東奔西走，尋求法律援助。最后，打人的乘客受到了嚴懲，並向范軍道歉賠償。

　　“深圳的出租車管理條例曾經有一條，乘客不系安全帶，處罰司機，這不合理。”胡桂梁當過“同鄉村”黨支部書記，后來當上深圳市人大代表，他與其他代表通過各種渠道反映，跟進了3年，終於促成了問題的解決。

　　四川廣安在深務工人員服務管理綜合黨支部書記鞠天龍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一個老鄉在工地打工被拖欠工資。在鞠天龍的努力協助下，經過協調，老鄉最終拿回了工資。

　　處理糾紛多了，邱興堂有了些心得。“我們就像勸架的，不能拉偏架。有什麼道理能比法律更讓人信服呢？”於是他開始自學法律。

　　這些年，老鄉的需求也在增多。面對新的需求，“同鄉村”黨支部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在黃貝嶺住的四川達州老鄉，大多是建筑工。黨支部聯系達州市通川區人力資源局，派出職校的老師來深圳辦班，免費培訓。考試合格后，老鄉拿到了電工証、焊工証，收入漲了一大截。

　　每年暑假，“小候鳥”坐著黨支部安排的大巴，來到爸媽身旁﹔春節前，一列列愛心專列載著老鄉們，一路奔赴家鄉……

　　參與感

　　2016年年中，受網約車沖擊，出租車營運受影響，深圳司機遇到了困境。

　　胡桂梁在廣州出差，聞訊一大早趕回深圳，直接到了出租車公司，與深圳市交通管理局等主管部門溝通。他身上有多重身份：深圳市人大代表、“同鄉村”黨支部書記、駕駛員工作委員會主任，以及一名出租車司機。他了解司機們的訴求，直接向決策部門反映問題。很快，主管部門和各出租車公司便給出了解決方案，一場危機被及時化解。

　　這些年，先后有8名“同鄉村”黨支部書記當選深圳市黨代表、人大代表，羅湖區黨代表、人大代表和社區黨委班子成員。這意味著，他們所代表的群體的聲音，在決策過程中就能被聽見。

　　最開始隻關心自己打一份工，然后關心一個群體、關心一個行業。成為市人大代表后，也關心起了整個城市的發展。

　　人大代表怎麼說話、怎麼提議案和建議？剛當選的時候，胡桂梁心裡沒底。每一次培訓和學習，他都格外認真。“建議要針對有普遍性、涉及群體較廣、問題突出的現象。確定了選題一定要調研，你還要關心黨委、政府的工作重點。”

　　如今，在深圳推動垃圾分類、文明養犬、控煙等公共事務中，都能看見胡桂梁活躍的身影。

　　“外來務工者成為城市政治體系的正式成員，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政治領域中實現了‘根植’於‘他鄉’的轉型。”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社會管理創新研究所所長唐娟認為。

　　“我來深圳22年了，也有了參與感。”參加深圳市黨代表聯絡室的接訪工作時，邱興堂心裡起初有些忐忑。幾次接訪后讓他意識到基層黨代表的重要性：群眾來反映的大多是在基層常遇到的小事，沒有人去跟蹤，時間久了便成了問題。通過黨代表聯絡室，群眾反映的問題得到了及時處理，“心裡還是挺實在，成就感特別的強。”邱興堂說。

　　主人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時，定點收治病人的深圳第三人民醫院需擴建增加1000張床位，緊急招募1500名工人。邱興堂在群裡一喊，一晚上就有900多名達州老鄉報了名。完成審核后，全部投入建設工程，為城市抗擊疫情出了一份力。

　　10多年前開始，每逢高考，在黨支部組織下，許多湖南攸縣、江西吉安的出租車司機，都會在車裡貼上“愛心送考”標簽，免費為深圳考生提供接送服務。

　　“要多少台車就能安排多少台，大家都願意送。我們服務了考生，就是實實在在為這個城市做了點事。”羅湖區蓮塘街道江西吉安流動黨員黨支部書記游志明說。

　　畢業后，“90后”李川東來到了父母打工的深圳，加入了“同鄉村”黨支部，成為一名預備黨員。在他看來，“黨支部為老鄉鏈接社區和家鄉的資源，讓大家關注並參與城市的生活。”

　　越來越多的“深漂二代”在深圳扎下了根：邱蜀鈞成為了黃貝嶺社區的工作人員，同時運營“通川人在羅湖”微信公眾號，整合信息，為老鄉服務﹔羅航畢業來深10年，想擺脫“打工人”的生活小圈子，讓自己能跟這個社會有更廣泛的連接﹔楊艷君在健康管理公司工作，“社區裡的叔叔阿姨跟我的爸爸媽媽同齡，有機會服務他們，我很開心。”

　　“相比於我的父母，我享受到了更優質的教育，要靠自己走出更寬的路。”邱蜀鈞說。

　　一個個支部，就是一座座“橋梁”，將老鄉、城市、家鄉緊密相連。

　　南湖街道江西新余流動黨員黨支部書記劉冬平和老鄉一塊，成立基金會。投資的利潤，給老家困難戶買了保險、資助經濟困難學生上學。

　　邱興堂返鄉創業，建設的櫻桃基地，今年挂滿了紅通通的果實﹔有老鄉學會了開網店，回老家賣起柚子、檸檬、鹽皮蛋﹔鞠天龍計劃，過幾年回鄉做村干部，為振興鄉村出一分力，修路、打造景點、種農副產品，“一定要把經濟搞起來”。

　　15年，從1個黨支部，到12個黨支部﹔從100多名流動黨員，到近500名﹔從“摸著石頭過河”的艱難探索，到資源匯聚、制度完善地順暢運轉。“同鄉村”黨建改變了流動人口管理方式，讓外來務工者完成從城市管理的被動接受者，到城市建設主人翁的轉變。

　　“羅湖‘同鄉村’的治理機制，破解的是流動人口怎麼和流入地融為一體的難題。”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徐勇說。

　　第一代外來務工者正在老去，新一代人還在源源不斷地到來。相關負責人表示，“同鄉村”黨建將不斷深入和完善，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提供城市化融入的基層經驗和實踐路徑。

　　■專家觀點

　　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徐勇：

　　羅湖“同鄉村”治理

　　是一種“融合式治理”

　　羅湖“同鄉村”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為什麼講具有重要意義？過去我們是城鄉二元結構，后來提出要城鄉融合發展。改革開放后，大量外來務工者進城，融入到城市。如何讓外來務工者的身份實現轉換，與原來的城裡人融為一體？羅湖的“同鄉村”治理，我稱之為“融合式治理”。所謂“融合式治理”，就是把過去的身份性的東西去掉，成為新的市民。同在羅湖這個地方，大家都是羅湖人。

　　通過治理的方式來融合，這個融合的途徑，就是參與，讓外來務工者參與融入到羅湖社會當中，讓他們的意願能夠有效地表達出來。外來務工者在參與的過程當中，慢慢形成了“此地與我有關”的觀念。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楊小柳：

　　“同鄉村”黨建極大提升

　　外來務工者對城市的認同感

　　從城市治理現代化的角度看，羅湖“同鄉村”黨建方式提供了三個方面的參考：

　　一是為在社會治理中如何有效整合外在制度引領和內源動力激發提供了參考。

　　“同鄉村”黨建的價值在於從外來務工者群體自下而上形成的社會連接著手，將其主要功能，與黨和政府社會治理的目標任務有效對接，既將其納入了有序化、法治化的社會管理，優化了社會結構，又有效滿足了外來務工者群體的社會需求，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參與感、融入感和認同感。

　　二是呈現了中國移民城市社會獨特的構建機制。

　　以黨建為引領，找到了同鄉同業群體與社會治理制度的結合點，既保証了社會治理方向和路徑的正確，又滿足了外來務工者群體的需求，保障了他們的權益。

　　三是呈現了在外來務工者市民化基礎上，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今天看來，“同鄉村”黨建方式在社會治理的探索上仍然具有前瞻性。該方式提升了外來務工者群體的生活方式及其社會參與的價值，極大提升了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

　　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社會管理創新研究所所長唐娟：

　　構筑起鏈接基層黨建與外來人口

　　治理的組織樞紐和通道

　　羅湖區的“同鄉村”治理方式，既是落實中央有關流動黨員管理規定之需要，也是紓解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壓力的需要。

　　通過黨組織嵌入、規則嵌入和資源的嵌入，賦予“同鄉村”治理的制度空間和出路，以務工人群中的優秀成員來服務、幫助和帶動同鄉，構筑起鏈接基層黨建與外來人口治理的組織樞紐和通道。

　　羅湖區的探索，給深圳其他區的“同鄉村”治理及流動黨員管理帶來了示范效應。目前，深圳已經建立了26個“同鄉村”流動黨支部，在社區治理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對於流動黨員來說，流動黨支部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家園。流動黨支部為其提供了公共生活的平台，通過流動黨支部而實現了在異地的政治參與和組織生活。（撰文：夏凡 呂冰冰 祁覬 張東方 編輯統籌：甘韻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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